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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勤:知识分子要勇挑“维稳”的社会责任

2012-07-30 09:01 环球网 我有话说 字号:TT

  作者:刘志勤 北京知名金融高管

  几天前,笔者一篇“取消知识分子称谓”的建议引起许多不同的反响,这令笔者感到些许意外,但也十分高兴,因为讨论越充分,越接近真理。而人们谈到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更是深深触动了笔者的心。“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的具体要求。

  笔者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感,首先是要敢于承担起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责任。这是现代知识分子无法推诿的历史责任。这个责任不是社会强加于“知识分子”身上的,而是历史赋给每个中国公民的。尤其是在中国即将迈向现代强国行列的前夕,搞清这个道理对中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就无法绕过对一些旧的理念、观点或政策进行必要的修整,尤其在我国的法典文献中,在相关的法律文件中,改变那些已被历史证明确实应当改变的口号、观点、称谓等。事实上,这种改变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从未停止过。从取消两个“凡是”到取消“阶级斗争”,从取消“右派分子”到取消“贫下中农”称谓等等,都宣告着社会的进步,预示着国民的成熟。

  而对于“知识分子”这个称谓,始终存在着法典和民间两种理解,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很容易被误读。因为笔者的真实意图是希望能够在法典中取消“知识分子”的称谓,使知识分子真正属于公民范畴。很多人也注意到,许多发达国家的宪法中没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称谓,而是被称为“公民、国民、劳动者”。这两种称谓的含义和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这里涉及到人权平等、社会公平等重要因素。中国由于经历了极为特殊的历史变革和长期阶级斗争的特殊时期,所以长期以来存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称谓,这既符合那个时代的需要,也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特征,并且也确实调动了各个阶层的积极性,对国家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许多人依然记得,那个时代对人群的划分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它还包含着更深层次的含义:谁是领导阶级,谁是同盟军,谁又是可依靠的力量。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划分只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发展需要,而现在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的“知识分子”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么一小部分人,也不再是简单的依靠力量,而是成为了推动现代化,推动社会进步,推动中国前进的主要力量。在这种新形势下,在法律文件中淡化或取消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称谓无疑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进步。因为这丝毫不会改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更不会贬低“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因为,我们的社会不能只简单地被划分为“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两大类人群,更不能以此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法律规定人人平等,但实际生活中的尴尬和不平等却因称谓不同而存在着。

  至于民间是否能取消或放弃“知识分子”称谓,应当顺其自然,不必强求。如同“臭老九”这个称谓,在民间总是存在一定的生命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的造反派把人群划分为工人、农民、士兵,然后是地、富、反、坏、右、知识分子。由于当时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风靡全国,剧中匪首座山雕把杨子荣封为“老九”,于是人们把排在第九位的“知识分子”苦涩地称为“臭老九”。这就是当年的冷幽默,并一直流行至今。当年的“知识分子”在那么困苦的情势下,作为被改造、被依靠、不断接受再教育的社会成员,依然担负起沉重的社会责任,为国家的稳定、复兴奉献自己的一切。现在的“知识分子”地位早已改变,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力量之一。如果不取消法典中对“知识分子”的称谓,其它的称谓就要继续存在,也就存在着文革重演的可能性。所以,这是不符合当前社会进步的要求的。大家都是公民,都是平等的劳动者,这是一切社会公平的源泉。

  毫无疑问,现在的“知识分子”最大的使命是要敢于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而这个社会责任就是保持社会稳定。如果认为让“知识分子”担当社会稳定的基石是对“知识分子”的过高、过多、过分要求的话,那么“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就是一句空话。维护社会稳定是每一个公民的职责,也是最基本的社会责任。试想,没有社会的稳定,知识分子还能安心研究学问、搞科技发明?老一辈知识分子应当有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文革中的经历就说明了社会稳定对知识分子的生存和发展是何等重要。至于那些“少数知识分子”的失当行为,相信会得到自我修复,不足为虑。

  能不能在中国的法典中逐步淡化或取消带有过去时代特色的特定的称谓,是立法专家们研究的课题,民间的称谓还会长年存在,时刻提醒我们记住那段不能忘却的过去。(作者原题:知识分子的使命首先要勇于承担稳定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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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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