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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欣:解决钓鱼岛问题,台湾是第一障碍

2012-08-28 16:21 环球网 我有话说 字号:TT

  中国人提及钓鱼岛,一般都会想到另一个词汇——“搁置”。现在中日各界言必称“钓鱼岛”,但很少有人谈及毛周邓这些中日两国民众都尊敬的世界级伟人,当年为何要搁置“钓鱼岛”?敢于同美苏亮剑的中国,在“钓鱼岛”遇到了什么障碍?“温故知新”,在中日邦交四十周年之际,重温历史,或许会对今天的中日困局有一些启发。

  上世纪70年代初,正是台湾爱国学子在美国的保钓运动如火如荼、两岸第一次出现了难得的政治默契互动,尼克松访华中美解冻,田中访华希望恢复邦交,在这样对中国十分有利的战略态势下,毛周并未对已经查明油气资源的钓鱼岛浓墨重笔,而是毅然作出“搁置钓鱼岛争议”的政治外交决断,并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对类似领土争议的方针立场。邓小平1978年也是在中美建交、中日签和约、中国改革开放起步之际,正式提出钓鱼岛的“搁置争议”原则。几十年来,虽然钓鱼岛一直风波不断,但基本上维持了毛周邓安排的这种比较平衡的局面。即使到今天,即使有石原等人千方百计要颠覆这种“局面”,但历史的发展会告诉我们,他们可能难以得逞。

  毛周邓当年为何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要搁置“钓鱼岛”?邓堏平曾明确回应:钓鱼岛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而且指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

  邓小平的谈话有四个要点,第一,钓鱼岛是属于“放一下不要紧”的问题,可以搁置,可以谈判。并不是类似台湾、历史认识等几无妥协空间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第二,这种搁置不是中方单方面的愿望,而是“双方约定”的,中日双方都有责任信守这个约定。第三,在这个问题上挑刺,不是“爱国主义”,而是要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点明了“挑刺”的政治性质。第四,“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表达了“冀望未来”的乐观态度。

  毛周邓当年都没有说明中国搁置“钓鱼岛”的具体原因。据笔者推测,至少有四大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台湾。别看钓鱼岛在地图上是台湾宜兰县的一部分,保钓也是台湾学子发起的。其实要真正解决钓鱼岛问题,最难的恰恰是两岸的协调及合作,包括两岸的一些基本定位。40年前两岸无论当局还是民间还处于“三不”状态,没有这样的准备。而台湾面对钓鱼岛,至少需要做出两大政治选择:一是是否愿意为了钓鱼岛得罪日本及美国?当时美日是台湾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靠山,台湾正是据此抗衡大陆,维系自己的存在。即使在两岸“三通”如此热络的今天,台当局也很难做出这样的决断。二是台湾即使不惜开罪日美,但是否愿意为了钓鱼岛融入大陆的政治、外交、军事版图,这对于台湾来说,无论当时还是今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是最重大的抉择。台湾虽然看似最有理由声索钓鱼岛,但由于实力有限,在主权、治权、渔权之中,恐怕只有渔权有现实可能。从目前实际情况看,北京所言“主权在我”,实质内容上包括台湾,但具体外交交涉台湾是不便参与的,因为两岸尚未展开政治谈判做出应有外交定位。日本也只承认北京为“唯一合法政府”,不与台湾谈钓鱼岛主权。因此台湾也有尴尬之处,很难下决心为钓鱼岛放手去搏。台湾的选项有三:跟着大陆抗美日;或跟着美日抗大陆;或左右逢源少损多得。这些当然不是短期就可以作结论的。邓小平称“智慧不够”,可能主要是指解决“两岸”问题的智慧不够。

  中国政府对钓鱼岛也有三个选项:一是依然搁置,维持现状;二是硬性或柔性收回,然后绕过台湾建一“特别行政管理区”,由中央政府直辖并面向日美协调其间矛盾关系。三是收回后将其作为“礼品”送给台湾,或两岸共治。目前现实是第一种情况,如考虑后两者,都需要两岸的协调与合作,即使只是口头承诺,也需要两岸政治谈判等有实质性进展。例如我们所说“中国台湾省宜兰县钓鱼岛”,台湾一定会澄清此“中国”不是彼“中国”,对于台湾而言,这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相比之下,钓鱼岛就太小了。所以,两岸合作并非简单的一句“共同维权”就可以解决。这次日本在东海,美国在南海都给两岸出了“考题”,检验两岸尤其北京是否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这个问题。两岸现正处在最佳谈判气氛之中,共益极多,同美国的互动也比较好,应该有条件谈出一点儿成果来。这自然可能成为两岸关系新的增长点。但目前还很难制订时间表及路线图等。这是钓鱼岛的最大难题,虽然有外部因素,但主要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毛周邓当年搁置“钓鱼岛”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障碍当然是日本,在中日关系大局中,“钓鱼岛”确实分量比较轻,西瓜芝麻,大家还是分得清的。尤其是日本战后“领土悲情”较重,周边各岛屿争议中,只有钓鱼岛在日本“控制”下,在和平环境要解决恐怕难度较大,如动硬则可能“因小失大”。

  第三个障碍是美国。美国是钓鱼岛纠纷的始作俑者,也是今天中日争吵最大的戏外主角。中日如翻脸,美国可能不得不出来埋单。而且中美很难下决心为这个小小的无人岛摊牌,在中美关系中,钓鱼岛是一个特殊的“小麻烦”。不方便谈又不值得打。因此对于双方而言,“搁置”都是最现实的选择。

  第四还有中国自身的因素。毛周时,中国刚刚恢复联合国席位,正式走上世界舞台,当然不希望让这么个小岛妨碍自己起步。后来中国面对内外两大发展机遇,邓小平的气魄就更大了。他明指借钓鱼岛挑刺,是障碍中日关系发展。内外媒体当年报道他上述谈及钓鱼岛的态度时,都使用了“轻松”二字。

  时过境迁。所有人都在重新审视中国及“涉中事务”,包括钓鱼岛这个纠纷。当年“搁置争议”的要素发生了哪些变化?日本少数人要改变这个现状会得逞吗?毛周邓都是世界级的富有远见的战略家、外交家、军事家,如果这些先贤看到今天“钓鱼岛”及中国周边的局势,他们会作何感想呢?(作者为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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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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