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T2At作者:金锋opinion.huanqiu.comarticle金锋:“科隆事件”未了,“破窗效应”已现/e3pmub6h5/e3pr9baf6德国科隆火车站广场在2016跨年夜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10天过去了,德国官方还没披露出整个事件的全貌,疑问仍旧多于答案。至少从目前公布调查内容看,的确有众多女性遭到侵扰,而且嫌犯包括申请入境的难民。9日,一些愤怒的德国民众举行游行,对暴行表示抗议,同时对包括总理默克尔等德国高层领导也表达了强烈不满和问责要求。科隆市警察局长阿尔博斯此前已被解职,以平众怒。笔者认为,科隆事件起码透露出德国面临的三方面深层次问题:首先,城市治安问题暴露出政策漏洞。舆论对警方的办案效率纷纷表示不满。事实上,德国大城市的火车站附近的治安情况每况愈下,是各类犯罪案件的多发地区,打架斗殴盗窃骚扰事件被频频曝光。此次科隆骚乱发生的同时,汉堡火车站附近也发生了骚乱,报案数过百,其它城市也有类似事件。治安问题积累多年,导致城市安全感被动摇。与此同时,德国各地警察人数却因政府紧缩公共开支而不断减少。过去15年中,联邦和各州共裁减警员约16000人,其中科隆市所在的北威州在1998年至2010年间减少了3252名警察。案件增加,警员减少,增减之间暴露出德国多年来在治安管理投入方面累积的漏洞。 其次,“科隆事件”暴露出德国社会在难民政策认同上的深刻矛盾与分裂。由于历史原因(纳粹主义),二战后德国社会精英对排外言行一直很敏感,尽力回避评价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外国人的优劣,面对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和他们带来的异质文化,精英层大力主张接纳、宽容、共建“多元主义”的和谐社会。在这样的“政治正确性”原则下,宽容他者成为德国社会的道义理念和道义优越感的要素,任何对外来移民的不满都可能被贴上“排外”、“极右”,甚至“新纳粹”的标签受到媒体的谴责。尽管近年来在普通民众中排外的情绪不断涌现,但社会精英掌握的媒体仍十分“正面”。然而,自去年9月以来爆发的难民潮使双方的分歧进一步激化。越来越多的民众觉得在自己国家变成了“外人”,不满和恐惧日益增强。“难民”和“谎言媒体”被评为2015年年度词汇,旁证了这一分裂。再加上受政府和媒体影响,德国警察通常对难民很亲切,强力部门不强,这从反面鼓励了犯罪行为。再次,“科隆事件”暴露出德国的难民政策在欧洲陷入孤立。事件发生后,周边那些深受德国“欢迎难民文化”重压的国家表现出的是“幸灾乐祸”。捷克总理称:“谁把难民带回家,谁就该面对这些问题”;保加利亚媒体认为默克尔总理把阿拉伯人和非洲人带回家,打开了他们“追猎”德国女人的大门。尽管德国一些媒体对来自邻国的“杂音”不以为然,但邻居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德国政府在推动欧盟协调难民政策,呼吁各国多分担难民负担方面的努力缺乏广泛社会基础。作为欧盟领头羊,德国需要认真考虑,在难民政策上不要透支欧盟的承受能力,这将动摇它在欧洲的领导地位。科隆事件全貌还不清晰,可以看到的是,事件被选择性地高度关注,为德国社会那些希望正视难民问题的人打开了“突破口”,也为周边国家告诫德国在难民问题上不要走得太远提供了“抓手”。应该说,科隆事件已经发挥了“破窗效应”,德国联邦政府首次承认社会治安问题与难民之间存在着关联,包括默克尔在内的德国政界领袖要求对有犯罪行为的难民采取严厉执法。不过,官方目前确认有30多位避难申请者参与了骚乱,这仅仅是上千嫌犯中的很小一部分。所以,由此判断骚乱就是难民所为,恐怕太过简单。(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145244562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何卓谦环球时报145244562000011["9CaKrnJT15C","9CaKrnJT15T","9CaKrnJT1xE","9CaKrnJT25E","9CaKrnJT2uN"]{"email":"script_silent@huanqiu.com","name":"沉默者"}
德国科隆火车站广场在2016跨年夜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10天过去了,德国官方还没披露出整个事件的全貌,疑问仍旧多于答案。至少从目前公布调查内容看,的确有众多女性遭到侵扰,而且嫌犯包括申请入境的难民。9日,一些愤怒的德国民众举行游行,对暴行表示抗议,同时对包括总理默克尔等德国高层领导也表达了强烈不满和问责要求。科隆市警察局长阿尔博斯此前已被解职,以平众怒。笔者认为,科隆事件起码透露出德国面临的三方面深层次问题:首先,城市治安问题暴露出政策漏洞。舆论对警方的办案效率纷纷表示不满。事实上,德国大城市的火车站附近的治安情况每况愈下,是各类犯罪案件的多发地区,打架斗殴盗窃骚扰事件被频频曝光。此次科隆骚乱发生的同时,汉堡火车站附近也发生了骚乱,报案数过百,其它城市也有类似事件。治安问题积累多年,导致城市安全感被动摇。与此同时,德国各地警察人数却因政府紧缩公共开支而不断减少。过去15年中,联邦和各州共裁减警员约16000人,其中科隆市所在的北威州在1998年至2010年间减少了3252名警察。案件增加,警员减少,增减之间暴露出德国多年来在治安管理投入方面累积的漏洞。 其次,“科隆事件”暴露出德国社会在难民政策认同上的深刻矛盾与分裂。由于历史原因(纳粹主义),二战后德国社会精英对排外言行一直很敏感,尽力回避评价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外国人的优劣,面对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和他们带来的异质文化,精英层大力主张接纳、宽容、共建“多元主义”的和谐社会。在这样的“政治正确性”原则下,宽容他者成为德国社会的道义理念和道义优越感的要素,任何对外来移民的不满都可能被贴上“排外”、“极右”,甚至“新纳粹”的标签受到媒体的谴责。尽管近年来在普通民众中排外的情绪不断涌现,但社会精英掌握的媒体仍十分“正面”。然而,自去年9月以来爆发的难民潮使双方的分歧进一步激化。越来越多的民众觉得在自己国家变成了“外人”,不满和恐惧日益增强。“难民”和“谎言媒体”被评为2015年年度词汇,旁证了这一分裂。再加上受政府和媒体影响,德国警察通常对难民很亲切,强力部门不强,这从反面鼓励了犯罪行为。再次,“科隆事件”暴露出德国的难民政策在欧洲陷入孤立。事件发生后,周边那些深受德国“欢迎难民文化”重压的国家表现出的是“幸灾乐祸”。捷克总理称:“谁把难民带回家,谁就该面对这些问题”;保加利亚媒体认为默克尔总理把阿拉伯人和非洲人带回家,打开了他们“追猎”德国女人的大门。尽管德国一些媒体对来自邻国的“杂音”不以为然,但邻居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德国政府在推动欧盟协调难民政策,呼吁各国多分担难民负担方面的努力缺乏广泛社会基础。作为欧盟领头羊,德国需要认真考虑,在难民政策上不要透支欧盟的承受能力,这将动摇它在欧洲的领导地位。科隆事件全貌还不清晰,可以看到的是,事件被选择性地高度关注,为德国社会那些希望正视难民问题的人打开了“突破口”,也为周边国家告诫德国在难民问题上不要走得太远提供了“抓手”。应该说,科隆事件已经发挥了“破窗效应”,德国联邦政府首次承认社会治安问题与难民之间存在着关联,包括默克尔在内的德国政界领袖要求对有犯罪行为的难民采取严厉执法。不过,官方目前确认有30多位避难申请者参与了骚乱,这仅仅是上千嫌犯中的很小一部分。所以,由此判断骚乱就是难民所为,恐怕太过简单。(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