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UbAw作者:王义桅opinion.huanqiu.comarticle王义桅:从以往大国沉沦看中国的护国利器/e3pmub6h5/e3pr9baf6 《大国战略力》书影 ——读程亚文《大国战略力》 托尔斯泰在《安挪·卡列尼娜》一书中开篇即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套在大国兴衰上,也可以说,大国崛起的模式是有章可循的,正如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所揭示的;而大国衰落,却各有各的模式,无法捉摸。因为前者蕴涵了诸多必然,而后者更多是一种偶然,至少没有前者那么容易把握。这不,我们可以举出许多让其国家崛起的民族英雄:拿破仑、俾斯麦……,却很难认定让其国家衰落的人物。 亚文的新作《大国战略力》则在挑战托尔斯泰命题,总结出大国衰败之道。全书选取20多种案例,剖析大国崩溃、解体与衰败之际景象,概括总结国家病入膏肓的六种类型,即中央权威瓦解、发展主动权丧失、地区发展失衡、族群隔阂、文化分裂和人口再生产停滞。为防止上述现象发生,国家须具备六种战略能力,即有效的政治社会组织能力、强大而自主的生产能力、支持生产可持续的能力、相应的外交和军事能力、文化创新能力和人口生产维持世代更替水平的能力。把脉大国气数,当然旨在警醒中国——当代中国须开拓文明视野,为国家前途建筑稳固的战略能力根基。 尽管亚文很早就与笔者探讨书中观点,但是拿到书稿则是2013年夏天在新疆塔里木的沙漠旁,目睹“一千年不死,一千年不倒,一千年不朽”的胡杨,如同耳边聆听一曲曲“大国的挽歌”,煞是震撼。 大国的兴衰,历来是学界痴迷的研究课题。所谓大国,其实是所在时代霸权国家,并非一般意义的大国。因而研究大国的兴衰,其实是探讨大国所在时代的兴亡。比如,冷战结束之后,为回应1987年保罗·肯尼迪提出的“大国兴衰论”,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论,以期走出硬实力衰落的宿命,为美国霸权打气。亚文的《大国战略力》则帮助我们探讨美国时代的终结,诠释着中国的脱美国化。 《大国战略力》从大国衰败的六种情形概括出大国的六种战略能力,无疑是对崛起为大国的中国恰逢其时的提醒。中国正在推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其列为第五个现代化。这六大战略能力可以归结为全球化时代国家治理能力。从这个角度看,亚文新书超越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振兴中华之境界,而是上溯到大国兴衰的历史长河,寻觅到中国何以为大国的护国利器。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国的孜孜以求。建设现代国家,如今上升到全球国家层面。因此,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功,偏经济基础,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则不仅具有国家体制改革、制度建设的上层建筑内容,而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意义。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与全球体系的参与者、贡献者、改革者,中国的改革富有时代担当、全球使命。 环顾世界,各国都需要改革、都在改革,改革的成效关系国家制度竞争力;可改革性,本身就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内容。被誉为欧洲唯一健在的政治家、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表示,西方希望中国改革成功,以便从中国的成功中找到启发,因为西方走不出自我循环了,需要外来智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中早就预言——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熔于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惜当今西方世界尚未有反思企及汤氏的高度。走出危机后更使得西方好了伤疤忘了疼,使得此轮全球金融危机被称为“浪费掉的危机”。 加拿大华裔学者梁鹤年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的前言中说,近代以来,国人往往学西方是指望“洋为中用”,其实首先应明白“洋为洋用”,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故此不能只研究西方的成功,更应研究西方的失败。因为“成功的条件往往是独特的,不能抄袭;失败的原因则往往是共通的,可供参考”。笔者在《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中也提出类似看法,主张即便学习西方,也应学习其代表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嫩芽部分,因为“物壮则老”(老子语)。 要让此轮全球金融危机不成为“被浪费的危机”,中国该树立何种态度呢?这就是重新反思东西方关系。启蒙运动期间的东学西渐、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到改革开放后再次西学东渐,如今改革2.0版本则迎来了东西互鉴、甚至南北互鉴时代。世界发展模式多样性已蔚然成风,各国发展模式相互启发。没有现成的答案,无论东方、西方,无论北方、南方,都在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没有谁能假定自己总站在历史的正确义面,代表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未来。 反映到国家制度选择层面,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改革难题。这使得第五个现代化不只是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全球化的现代化。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各项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各项制度要定型。这就为中国新一轮的改革赋予国际竞争力的时代内涵。中国第五个现代化,一如既往将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下进行,而是在更高标准的全球化开放背景下展开,既要西学东渐,也在东学西渐,开启东西互鉴新时代。 倘如此,则将开启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伟大篇章。这是亚文与笔者合著的新书《天命:一种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的主题。(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程亚文:《大国战略力》,文汇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程亚文、王义桅合著:《天命: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群言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145672110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翟亚菲环球网145672110000011["9CaKrnJU8zn","9CaKrnJTTMf","9CaKrnJTRFb","9CaKrnJTJ36"]//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6/0229/12/47/20160229124746705.jpg
《大国战略力》书影 ——读程亚文《大国战略力》 托尔斯泰在《安挪·卡列尼娜》一书中开篇即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套在大国兴衰上,也可以说,大国崛起的模式是有章可循的,正如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所揭示的;而大国衰落,却各有各的模式,无法捉摸。因为前者蕴涵了诸多必然,而后者更多是一种偶然,至少没有前者那么容易把握。这不,我们可以举出许多让其国家崛起的民族英雄:拿破仑、俾斯麦……,却很难认定让其国家衰落的人物。 亚文的新作《大国战略力》则在挑战托尔斯泰命题,总结出大国衰败之道。全书选取20多种案例,剖析大国崩溃、解体与衰败之际景象,概括总结国家病入膏肓的六种类型,即中央权威瓦解、发展主动权丧失、地区发展失衡、族群隔阂、文化分裂和人口再生产停滞。为防止上述现象发生,国家须具备六种战略能力,即有效的政治社会组织能力、强大而自主的生产能力、支持生产可持续的能力、相应的外交和军事能力、文化创新能力和人口生产维持世代更替水平的能力。把脉大国气数,当然旨在警醒中国——当代中国须开拓文明视野,为国家前途建筑稳固的战略能力根基。 尽管亚文很早就与笔者探讨书中观点,但是拿到书稿则是2013年夏天在新疆塔里木的沙漠旁,目睹“一千年不死,一千年不倒,一千年不朽”的胡杨,如同耳边聆听一曲曲“大国的挽歌”,煞是震撼。 大国的兴衰,历来是学界痴迷的研究课题。所谓大国,其实是所在时代霸权国家,并非一般意义的大国。因而研究大国的兴衰,其实是探讨大国所在时代的兴亡。比如,冷战结束之后,为回应1987年保罗·肯尼迪提出的“大国兴衰论”,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论,以期走出硬实力衰落的宿命,为美国霸权打气。亚文的《大国战略力》则帮助我们探讨美国时代的终结,诠释着中国的脱美国化。 《大国战略力》从大国衰败的六种情形概括出大国的六种战略能力,无疑是对崛起为大国的中国恰逢其时的提醒。中国正在推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其列为第五个现代化。这六大战略能力可以归结为全球化时代国家治理能力。从这个角度看,亚文新书超越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振兴中华之境界,而是上溯到大国兴衰的历史长河,寻觅到中国何以为大国的护国利器。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国的孜孜以求。建设现代国家,如今上升到全球国家层面。因此,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功,偏经济基础,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则不仅具有国家体制改革、制度建设的上层建筑内容,而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意义。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与全球体系的参与者、贡献者、改革者,中国的改革富有时代担当、全球使命。 环顾世界,各国都需要改革、都在改革,改革的成效关系国家制度竞争力;可改革性,本身就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内容。被誉为欧洲唯一健在的政治家、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表示,西方希望中国改革成功,以便从中国的成功中找到启发,因为西方走不出自我循环了,需要外来智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中早就预言——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熔于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惜当今西方世界尚未有反思企及汤氏的高度。走出危机后更使得西方好了伤疤忘了疼,使得此轮全球金融危机被称为“浪费掉的危机”。 加拿大华裔学者梁鹤年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的前言中说,近代以来,国人往往学西方是指望“洋为中用”,其实首先应明白“洋为洋用”,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故此不能只研究西方的成功,更应研究西方的失败。因为“成功的条件往往是独特的,不能抄袭;失败的原因则往往是共通的,可供参考”。笔者在《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中也提出类似看法,主张即便学习西方,也应学习其代表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嫩芽部分,因为“物壮则老”(老子语)。 要让此轮全球金融危机不成为“被浪费的危机”,中国该树立何种态度呢?这就是重新反思东西方关系。启蒙运动期间的东学西渐、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到改革开放后再次西学东渐,如今改革2.0版本则迎来了东西互鉴、甚至南北互鉴时代。世界发展模式多样性已蔚然成风,各国发展模式相互启发。没有现成的答案,无论东方、西方,无论北方、南方,都在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没有谁能假定自己总站在历史的正确义面,代表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未来。 反映到国家制度选择层面,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改革难题。这使得第五个现代化不只是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全球化的现代化。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各项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各项制度要定型。这就为中国新一轮的改革赋予国际竞争力的时代内涵。中国第五个现代化,一如既往将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下进行,而是在更高标准的全球化开放背景下展开,既要西学东渐,也在东学西渐,开启东西互鉴新时代。 倘如此,则将开启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伟大篇章。这是亚文与笔者合著的新书《天命:一种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的主题。(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程亚文:《大国战略力》,文汇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程亚文、王义桅合著:《天命: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群言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