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屡遭恐袭，欧洲应反思“真问题”

7003383

7005136

7005137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最近两年,欧洲正遭受冷战以来最严峻的恐怖袭击。欧洲主流声音把矛头指向伊斯兰极端主义，把问题归罪于难民政策。但笔者认为，难民只是结果而非诱因，欧洲不应纠缠于一些“伪问题”，而应全面反思内外政策得失。首先，欧洲的人口和族群结构正深刻变化，“人民”变了。伴随着殖民政策和现代化发展，欧洲早已不再是单一欧洲人基督教的欧洲，伊斯兰教在许多欧洲国家已成主要教派。相关调查显示，欧洲穆斯林人口已占总人口的6%，到2030年将达8%甚至更高。有些欧洲国家领导人认为，欧洲基督教徒的宗教意识和活动正在减弱减少，笃信教义的穆斯林人数将很快超过虔诚的基督徒。已占人口很大比例的非欧洲移民构成了新族群，其数量迅速增长，政治诉求增强，这意味着欧洲国家的执政基础已深刻变化。使多个单一神教和睦相处，治理多族群和多宗教的国家，远比单一民族和单一宗教国家复杂得多，欧洲政治精英们对此应有充分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修正传统欧洲基督教文明以及政治思想基础和价值观念，以适应新的“人民”。欧洲国家领导人对于在社会融合方面面临的严峻挑战并非毫无意识。德国前总统伍尔夫2010年就曾提出伊斯兰属于德国，希望以此增强穆斯林移民对于德国和欧洲的身份认同，促进融合。但多年以来，这种倡导多元文化的融合努力效果不彰，反而被一些意见领袖宣布失败，有人甚至认为，现行融合政策是向伊斯兰投降。欧洲应意识到，价值输出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应花更多精力应对内部社会文化挑战甚至自我生存问题。它还需认清欧洲不是独有普世价值的圣者，也不是拯救世界难民的恩人，这样的理念与排斥外来移民具有同样的思想基础。
 <adv-loader __attr__inner="7004636" __attr__style="width: auto;position: relative;float: left;border: 1px solid #ebebeb; padding: 20px;overflow: hidden;margin: 10px 30px 40px 0;"></adv-loader>
 其次，欧洲国家内部政策上新自由主义盛行导致社会撕裂。效益至上的逐利和竞争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被称为社会稳定支柱的中产阶层不断萎缩。法国失业率一度超过10%警戒线，西班牙和希腊的失业率甚至高达19.9%和23.3%，有的政府濒临破产;2012年统计显示德国中等收入阶层人数过去15年中减少550万。技术进步等要素带来财富增长，但新增财富因偏袒资本的再分配制度而更多进入大企业大资本手中。中等收入阶层中蔓延着焦虑担忧，正由社会的稳定器转变成社会不安的主力。政策失误、结构失衡导致贫富不均、社会分裂，一些欧洲国家犯罪率攀升。据统计，2012年欧盟入室盗窃案比2007年上升14%，德国2015年刑事案件比上年上升4.1%。有人辩解说是违法移民催升了犯罪率，但对移民人口已普遍存在的国度而言，再区分是否为“原居民”不仅无助改善治安，反会强化社会分裂。另外青少年问题颇为严峻，2014年有1/4欧洲青少年生活在贫困中，他们缺少社会参与机会，在学校被“另眼相看”甚至欺侮，忍无可忍时便可能走向极端、报复社会，最近两年的多起暴恐案就是青少年所为。第三，网络技术主义破坏社会稳定，这在欧洲表现明显。网络技术促进了沟通，但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恐怖主义的“有效工具”和“教科书”。极端主义借助网络传播极端思想并诱发“独狼”，维尔兹堡火车杀手就受到IS“启发”，慕尼黑惨案凶手则通过网络效仿7年前一桩少年凶杀案来策划行凶细节。一旦恐怖事件发生，网络和媒体还可能成为传播恐惧的“帮凶”。各种信息瞬间传播、真假难辨，造成政府忙乱决策，民众惶恐不安。政府在失去信息掌控力和公信力，比如德国政府一再强调暴恐与难民无必然联系，但在网上遭到民众攻击，民众与政府对立。网络使人越来越“去社会化”，恐怖暴力也因此日趋“个性化”。“独狼”频现增加了社会安全的不确定性。第四，以暴制暴、越反越恐的“反恐陷阱”症结在于信任危机。欧洲国家已有事实表明，仅仅强化国家机器的强力手段难以长治久安，甚至短期内都难奏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系列暴恐事件后宣布九条反恐措施，包括强化武器管理，但这未能阻止暴恐，如维尔兹堡火车惨案凶手作案的工具只是寻常的斧子和刀。法国在去年巴黎恐袭后实施覆盖全国的紧急状态，但也未能避免一再遭袭。欧洲当前面临的暴恐对手“独狼”居多，他们不是具有极端宗教背景就是因被社会边缘化而陷于绝望，无惧于死。这与此前出现的“埃塔”(ETA)、“红军派”(RAF)和“北爱尔兰共和军”等恐怖组织不同，很难强力打击和压制。正因新一波暴恐有明显的宗教极端主义根源和社会心理背景，所以反恐不再是防止和打击暴力行为那么简单，不能一味强调罪犯的个人问题，而需从社会文化角度着手，解决现代社会的“价值冲突”“信念空虚”和“信任危机”。英国英格兰银行前行长金恩就曾撰文警示，欧洲的深层问题在于政府和民众相互缺乏信任。欧洲精英们应看到，物质主义的发展并不能填补人对生命意义的内在需求，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仅要解决“我有什么”的问题，还要关注“我是谁”的终极议题。另外还需看到，国际干涉主义与恐怖主义存在必然联系。美国主导的中东北非“民主化”进程已持续近15年，不仅没给中东北非地区带来人权与和平，反使相关国家安全形势空前恶化，极端恐怖主义势力肆虐。随着一些主权国家的政府和边界遭到瓦解，动乱与危机迅速外溢，蔓延成区域甚至全球危机。过去几年，大量民众逃离“民主化”失败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一波波难民潮冲击欧洲。欧洲人跟随美国把难民和危机打进自己的家园，激化了已有的社会矛盾，而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却在悠然旁观。对此，不少欧洲有识之士已经有所认识。综上所述，要想走出当前暴恐袭击困境，欧洲需要全面反思国内外政策，直面现实问题的根源，做到从长计议、综合施策，而非仅仅纠结于一些局部和技术性环节。在全球化时代，治国理政变得愈发复杂。今天欧洲政治遭遇的危机，明天就可能在地球上的另一角落发生，对此各国政治决策层须有远虑。(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前驻德国使馆公使衔参赞)</section></article>

7003385

7003386

7003387

7003388

7004638

7004639

7004637

7003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