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Y7Oy作者:张家栋opinion.huanqiu.comarticle张家栋:“大熔炉”要熄火,美国何去何从/e3pmub6h5/e3pr9baf6美国大选引发的“撕裂”效应正促使人们重新认识美国这个“大熔炉”。美国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的一个伟大实验品,它曾通过一套政治安排超越了民族、种族间的界线。不管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还是爱尔兰人,到了美国就都变成了美国人。法国人的政治理念,德国人的严谨作风,英国人的自助进取精神,共同铸造成了美国精神,吸引了无数人移民美国。很多人将美国的成功归结于美国民主政治理念的胜利,却往往忽视了其他要素:一是移民社会身份重建的需要。人离家越远,其认同范围往往就越大。在欧洲,法国人和德国人会相互争斗。但到了新大陆以后,原有身份的重要性就下降了,给“美国”的诞生提供了机会。二是共同的种族特征。来到新大陆,在印第安人土著面前,在欧洲并没什么意义的种族特征就成了身份重构的重要纽带。三是共同的治理经验。欧洲移民的法律观念和政治习惯类似,很容易实现在新大陆的重组。四是共同的文化传统。早期美国移民以欧洲人为主,有类似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形成新身份所需要突破的心理门槛比较低。但现在,美国人的身份或认同基础正在发生变化,民主政治的基础开始被动摇。一是人口结构变化增加了美国民主政治的运行难度。美国民主政治的成功,基于高社会同质性以及强大的融合能力。美国政治活动长期不讨论国体和政体问题,基本上是在利益分配等低级政治领域打转转。但现在,美国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欧洲基督教白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不断下降,美国的社会同质性随之下降。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推算,目前超过半数的幼儿属于少数族裔;到2044年,白人将不再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要族裔;到2050年时,拉美裔人口将占总人口的30%,非洲裔将占15%,亚裔也将达9.2%。从历史上看,社会同质性高的国家,不仅是最早建立民主政治的国家,也往往是最为成功的民主国家。民主主义,往往是与民族主义相伴生的。随着盎格鲁—新教群体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欧洲白人领导之下构建的美国民族认同感下降,社会“熔炉”效应减弱,形成政治共识的难度将会上升。美国民主政治的成本将会上升,并最终压倒其收益。 二是人口结构变化动摇了美国主流的生活理念。自足、自助的独立精神,是美国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的核心,也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存在基础。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期间,很多美国人宁愿到野地里捡食物,也不愿领取政府的救济。这是典型的“命苦绝不怨政府”。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把手伸向国家,其实就是伸向其他人的钱包,而不是努力工作以提升自身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塑造共识、形成发展方向的民主政治,就将退化为竞争性分赃政治,民主政治的目标就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三是身份界线与社会阶层界线之间呈重叠趋势,导致曾被有意模糊的身份概念不断被强化。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美国白人与非洲裔的贫富差距由危机前的4倍扩大至6倍。非洲裔和拉美裔的长期失业人数几乎是白人的两倍。白人中产家庭的数量则是非洲裔及拉美裔的20倍及18倍。这加剧了少数族裔特别是拉美裔、非洲裔对社会现状的不满,种族差异感日益具有渗透力。2008年,美国人选出了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少数族裔、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的支持是奥巴马竞选成功的关键。这些变化将推动美国社会与政治出现去中心化、碎片化趋势。首先,将会进一步突出身份特征。身份政治文化具有磁石效应,不仅会长期存在,还会感染周边群体。现在,美国主流族群以及认同主流文化的少数族裔,也面临身份政治的压力,出现了身份政治化的趋势。尤其是亚裔,认同美国强调个人勤奋、重视教育投入和维持家庭关系稳定等主流价值,但却使自己与各种优惠政治条件无缘,就连移民政策都对这一群体最为苛刻。很多长期致力于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人发现:自己原来还是亚裔。其次,将会冲击美国政党的政治属性。美国的民主政治体系,正在转变为以身份为基础的选票政治,正在推动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从传统的政治党派转变为身份党派。20年前,民主党就开始这一转变。现在,长期坚持政治理念挂帅的共和党也出现向身份党派转型的趋势。第三,将会冲击美国的精英政治传统。美国两党政治体系,建立在精英政治传统的基础之上。就连美国最为骄傲的宪法,其实也是精英政治的产物。政治精英通过人脉网络以及精巧的政治设计,掌握着两党的政治方向以及政治议题的调整。但现在,在人口结构变化的推动下,精英政治传统日益难以维系。某种意义上讲,“特朗普现象”就是民众力量突破精英政治安排的结果。第四,将会冲击美国的行政管理体系。在很多领域,美国官员队伍族群结构的变化远远落后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少数族裔在人口结构上的优势,也会转化为社会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将推动美国公务人员体系进行调整,对其造成转型压力。这些不一定都是坏消息,既可能是美国式民主的终结,也可能是美国真正民主化的开端,但无论如何都将冲击美国的政治传统和曾经有效的政治实践。美国曾成功建立起一个基于政治理念的国家,并以此覆盖了人类传统的身份政治特征。但现在,随着族群结构多元化程度的加深,共同的政治体验与文化认同不断消退。民主政治这一“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有可能变成“自由竞争的多体”。民主政治的表象,即宪法、选举和权力相互制衡等,也许会长期存在,但民主政治的实质将会淡化。在这一趋势下,那个曾无所不能的、“合众为一”的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是否会变成一个松散的、“合众为异”的“美利坚联合国”(United Nations of America),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实验品,美国何去何从,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147672378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杨阳环球时报147672378000011["9CaKrnJY6t0","9CaKrnJY58J","9CaKrnJXZFh","9CaKrnJXZF4","9CaKrnJXXBq"]{"email":"script_silent@huanqiu.com","name":"沉默者"}
美国大选引发的“撕裂”效应正促使人们重新认识美国这个“大熔炉”。美国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的一个伟大实验品,它曾通过一套政治安排超越了民族、种族间的界线。不管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还是爱尔兰人,到了美国就都变成了美国人。法国人的政治理念,德国人的严谨作风,英国人的自助进取精神,共同铸造成了美国精神,吸引了无数人移民美国。很多人将美国的成功归结于美国民主政治理念的胜利,却往往忽视了其他要素:一是移民社会身份重建的需要。人离家越远,其认同范围往往就越大。在欧洲,法国人和德国人会相互争斗。但到了新大陆以后,原有身份的重要性就下降了,给“美国”的诞生提供了机会。二是共同的种族特征。来到新大陆,在印第安人土著面前,在欧洲并没什么意义的种族特征就成了身份重构的重要纽带。三是共同的治理经验。欧洲移民的法律观念和政治习惯类似,很容易实现在新大陆的重组。四是共同的文化传统。早期美国移民以欧洲人为主,有类似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形成新身份所需要突破的心理门槛比较低。但现在,美国人的身份或认同基础正在发生变化,民主政治的基础开始被动摇。一是人口结构变化增加了美国民主政治的运行难度。美国民主政治的成功,基于高社会同质性以及强大的融合能力。美国政治活动长期不讨论国体和政体问题,基本上是在利益分配等低级政治领域打转转。但现在,美国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欧洲基督教白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不断下降,美国的社会同质性随之下降。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推算,目前超过半数的幼儿属于少数族裔;到2044年,白人将不再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要族裔;到2050年时,拉美裔人口将占总人口的30%,非洲裔将占15%,亚裔也将达9.2%。从历史上看,社会同质性高的国家,不仅是最早建立民主政治的国家,也往往是最为成功的民主国家。民主主义,往往是与民族主义相伴生的。随着盎格鲁—新教群体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欧洲白人领导之下构建的美国民族认同感下降,社会“熔炉”效应减弱,形成政治共识的难度将会上升。美国民主政治的成本将会上升,并最终压倒其收益。 二是人口结构变化动摇了美国主流的生活理念。自足、自助的独立精神,是美国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的核心,也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存在基础。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期间,很多美国人宁愿到野地里捡食物,也不愿领取政府的救济。这是典型的“命苦绝不怨政府”。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把手伸向国家,其实就是伸向其他人的钱包,而不是努力工作以提升自身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塑造共识、形成发展方向的民主政治,就将退化为竞争性分赃政治,民主政治的目标就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三是身份界线与社会阶层界线之间呈重叠趋势,导致曾被有意模糊的身份概念不断被强化。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美国白人与非洲裔的贫富差距由危机前的4倍扩大至6倍。非洲裔和拉美裔的长期失业人数几乎是白人的两倍。白人中产家庭的数量则是非洲裔及拉美裔的20倍及18倍。这加剧了少数族裔特别是拉美裔、非洲裔对社会现状的不满,种族差异感日益具有渗透力。2008年,美国人选出了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少数族裔、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的支持是奥巴马竞选成功的关键。这些变化将推动美国社会与政治出现去中心化、碎片化趋势。首先,将会进一步突出身份特征。身份政治文化具有磁石效应,不仅会长期存在,还会感染周边群体。现在,美国主流族群以及认同主流文化的少数族裔,也面临身份政治的压力,出现了身份政治化的趋势。尤其是亚裔,认同美国强调个人勤奋、重视教育投入和维持家庭关系稳定等主流价值,但却使自己与各种优惠政治条件无缘,就连移民政策都对这一群体最为苛刻。很多长期致力于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人发现:自己原来还是亚裔。其次,将会冲击美国政党的政治属性。美国的民主政治体系,正在转变为以身份为基础的选票政治,正在推动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从传统的政治党派转变为身份党派。20年前,民主党就开始这一转变。现在,长期坚持政治理念挂帅的共和党也出现向身份党派转型的趋势。第三,将会冲击美国的精英政治传统。美国两党政治体系,建立在精英政治传统的基础之上。就连美国最为骄傲的宪法,其实也是精英政治的产物。政治精英通过人脉网络以及精巧的政治设计,掌握着两党的政治方向以及政治议题的调整。但现在,在人口结构变化的推动下,精英政治传统日益难以维系。某种意义上讲,“特朗普现象”就是民众力量突破精英政治安排的结果。第四,将会冲击美国的行政管理体系。在很多领域,美国官员队伍族群结构的变化远远落后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少数族裔在人口结构上的优势,也会转化为社会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将推动美国公务人员体系进行调整,对其造成转型压力。这些不一定都是坏消息,既可能是美国式民主的终结,也可能是美国真正民主化的开端,但无论如何都将冲击美国的政治传统和曾经有效的政治实践。美国曾成功建立起一个基于政治理念的国家,并以此覆盖了人类传统的身份政治特征。但现在,随着族群结构多元化程度的加深,共同的政治体验与文化认同不断消退。民主政治这一“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有可能变成“自由竞争的多体”。民主政治的表象,即宪法、选举和权力相互制衡等,也许会长期存在,但民主政治的实质将会淡化。在这一趋势下,那个曾无所不能的、“合众为一”的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是否会变成一个松散的、“合众为异”的“美利坚联合国”(United Nations of America),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实验品,美国何去何从,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