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西方文化优势已成社会拖累

2016-11-17 01:19:00 环球时报 张颐武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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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自由派文化主流,在过去一些年对西方维护文化优势发挥了极大作用。

  比如,过去西方的资本贪婪吃相难看,巨贾富翁大腹便便。但现在财富浪漫化,新大亨如盖茨、扎克伯格都是关爱慈善的典范,谁想骂都难找着力点。炫富摆阔都是新兴国家或石油输出国会闹出来的,西方反而不是这样。比如资本主义过去只赚钱不环保,但现在西方最环保,最关心人类。非西方要发展反而陷入矛盾:不发展就受穷,发展就难环保。再比如原来同性恋等边缘群体都受轻视,但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精英。这些观念促进了劳动力多样化,精英多样化,对非西方反西方的文化冲击很大。可以说,这些自由派文化是主导这一波全球化的文化力量。

  批传统资本主义容易,说它贪婪低级就行,但批这些新的文化优势很难,它把什么“理”都占了,还掌握了人类的大话语,非西方想找理由反驳都不容易。

  中国许多“文艺青年”深受这些观念影响。随着中国中产化的大进程,文艺青年越来越普泛化,物质生活的细腻精致和精神生活的超越性一起被想象。而文艺青年在中国语境中的话语权和自信都很强。否定中产普通生活,追求诗意浪漫,这些超越了原来中国语境中对左右的传统定位。传统左右在这些话语面前都显得相对老派,往往难以回应这些新话语的冲击,于是新话语几乎无往而不利。

  最近的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特朗普当选,都与西方60年代的这股潮流有关,前者是它已经完全主流化,被社会充分承认,后者却是它受到冲击的标志。特朗普胜选或英国脱欧的震撼就在于这是西方内部传统中产掀起的“颜色革命”。在这套话语中,这些西方传统中产没得到好处,反而经济地位下降,生活受到冲击。而西方在中东等地做大事,反而遭遇大的难民潮,这就是“反噬” 。西方那一套文化优势变成经济社会的拖累,内部的社会基础不答应了,就用选票说话。

  这和全球化这些年的变化有关,也和西方国家内部人口和社会状况的变化有关。这让自信满满,觉得自己非常正确的那些“文艺青年”也感到震撼。这个“逆全球化”的后果和发展很值得深思和观察。原来视为西方“软实力”最强大的多种族、少数话语、高调环保、流动自由、财富的浪漫化等苏联东欧瓦解后被奉为圭臬的、60年代以来自由派的所谓“白左”“圣母”观念被逆转,全球化天然是对西方有利的观念受了冲击。老派的勤奋工作、注重实利的中产话语回归。

  西方内部的变化对外部的冲击很大:一是回归国家利益和认同等传统现实主义观念,二是西方追逐实在经济利益和“再工业化”的期望上升,三是西方内部利益调整,工业化时代崛起的传统中产要求重回主流。这样西方内部的国内矛盾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都会上升,对新兴国家的影响有利有弊。利是西方的文化优势被冲击,原来靠所谓“价值观”对话语权形成的挑战减弱;弊是经济利益的直接争夺会加剧,世界将回到一种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的竞合关系。

  未来在不确定中展开,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90年代以来的思潮和方向面临着巨大变化,这些变化的结果尚不清晰,但肯定和过去不同。(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

责编: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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