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ZAcU作者:何伟文opinion.huanqiu.comarticle何伟文:制造业回流美国拗不过经济规律/e3pmub6h5/e3pr9baf6日前,福特汽车公司表示他们决定取消在墨西哥建造汽车厂的计划,并将扩建其位于密歇根州的装配厂,增加700个新的工作岗位。这被认为是特朗普“制造业回流美国”的一个最新案例。与此同时,特朗普还批评美国其他汽车制造商将工作外包给工资较低的邻国,例如通用汽车公司,他威胁要对通用在墨西哥制造的紧凑型汽车征收“巨额边境税”。美国制造业回迁总体很难这又引起不少中国人担心,中国企业会像福耀玻璃集团那样,也会加大在美投资建厂的力度。其实,在美国投资建厂的根本原因是客户和市场决定的。在销售市场购置当地原料和能源,雇用当地员工,生产后直接本地销售,显然优于在中国采购原料,消耗能源,生产后再把极其笨重、易脆的玻璃运到美国中西部。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行为。和世界各国跨国公司一样,中国大企业要成为有全球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必须实行全球研发、全球制造、全球销售的格局。例如,海尔在全球有8个研发中心、29个生产中心和19个销售中心。通用汽车去年全球汽车销量980万辆,市场遍布125个国家。其中最大市场在中国(366万辆),其次在美国(306万辆),因此在中美两国的生产厂最多。 关于中美制造业成本比较,加上特朗普的企业减税政策,会否导致美国海外企业回迁美国,甚至中国制造业也流向美国呢?这是另一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大致有三种情况。第一,制造企业从设在销售市场的原址迁回美国。这要看市场需求有无转移。通用汽车最近没有宣布在美国新建整车厂的计划,只宣布将在纽约上州投资5.52亿美元建设汽车零部件厂。因为美国市场近期没有明显增长前景。该公司2017年销售预期已经下调。相反,它刚刚宣布在中国再建5家整车厂,从而到2018年把中国市场销量从2015年的366万辆增加到500万辆。因此,通用在中国厂子不会迁回美国。据美中贸委会副会长彭捷宁最近调查其会员企业后的介绍,其在华投资的会员企业中,90%是在中国生产、在中国销售。这部分不会回迁。6%在中国生产,销往亚洲邻近市场;4%是在中国生产,返销美国。最后4%这部分回迁美国仅仅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6%那部分回迁可能性更低。但如果发生,亚洲生产企业将是赢家,美国消费者则将是输家。第二,美国设在海外的子公司,产品销往美国。是否回迁,要看成本和效益比较。参考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字,最近的如201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单位人工成本创造的增加值比母公司高29.4%。所以在此条件下总体不会回迁。如果特朗普将美国公司所得税从35%减至15%,再对从海外公司进口的产品征税8.75%。则这一差距基本消失。但税负不是美国制造业的主要成本。据美国商务部2004年基于全国性调查发布的《美国制造业报告》,其员工医疗成本是世界最高的。显然,现在的数字更高了。因为那时美国医疗费用支出占GDP比重不过15%左右,2015年上升到18%,预计2022年将上升到23%。另一个重大负担是执法和法律诉讼费,企业职工人均在1万至2万美元。因此,分析美国制造业成本,不能简单地只看工资、地价、电费等等。如果综合考虑进去,除非特朗普政府进行全方位改革,否则回迁的经济依据仍然不足。第三,分布在多国生产,形成全球价值链的企业。这种企业哪个环节回迁都很困难,例如波音787生产中,供应商来自66个国家。即便总装已经在美国,还是大量进口零部件和组件。苹果手机也是如此,设计和核心电子装置在美国本土,显示屏、驱动器等由日韩生产,其他一些部件在欧洲国家生产,组装则在中国(下一步可能在印度)。如果苹果在美国设厂组装,其他绝大部分仍需进口。如果再把这些回迁,可以肯定,苹果机在美国市场将大幅涨价,消费者蒙受损失;在海外则将被逐出市场,从而导致本土组装萎缩,失业增加。综合看来,美国制造业回迁虽然不乏个案,但总体很难。因为政策拗不过经济规律。中国制造业需解决三个问题因此,具体到中国制造业会否流向美国,虽然不排除个案会有,但目前缺乏趋势依据。主要的警示在于增加了中国制造业发展和升级的紧迫感。毫无疑问,政府需要为企业减负,而且落在实处。但还有更重要的三个问题需要解决。首先,资本运作和投机资本的兴起,挤压了制造业盈利前景。其基本载体之一是房地产。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 “概念”到资本市场圈钱。制造业哪里比得上钱生钱?这是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也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障碍之一。其次,政府对制造业的重视不够。无论官方统计分析还是许多地方政府的规划,都把GDP中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即服务业比重上升)视作“结构优化”来赞扬,很多还设定了硬性指标。岂知许多服务业的结构不如制造业优秀。没有强大的先进的制造业,服务业比重再高,中国梦也不会实现。再次,企业创新升级的市场化环境不足。据英国《自然》杂志今年4月一份基础科学研究排名,在“政府研究机构和大学”混合排名中,中科院排名第一。但大学排名中,最好的北大也进不了前十。再看企业类排名,前50名里中国企业屈指可数,美国则占一半。即科研上,我国是政府强于大学,大学强于企业。而美国恰恰相反。我们需要以企业创新为主,政府营造一个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企业一步步发展壮大。如果我们政府、科研院校、制造业、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都凝聚共识,共同努力,妥善解决以上三个问题,那么,美国制造业回流能否成功对中国也就没多大关系。(作者是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商参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148363554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杨阳环球时报148363554000011["9CaKrnJF8a5","9CaKrnJxslL","9CaKrnJusQS","9CaKrnJPxFD","9CaKrnJJprK"]
日前,福特汽车公司表示他们决定取消在墨西哥建造汽车厂的计划,并将扩建其位于密歇根州的装配厂,增加700个新的工作岗位。这被认为是特朗普“制造业回流美国”的一个最新案例。与此同时,特朗普还批评美国其他汽车制造商将工作外包给工资较低的邻国,例如通用汽车公司,他威胁要对通用在墨西哥制造的紧凑型汽车征收“巨额边境税”。美国制造业回迁总体很难这又引起不少中国人担心,中国企业会像福耀玻璃集团那样,也会加大在美投资建厂的力度。其实,在美国投资建厂的根本原因是客户和市场决定的。在销售市场购置当地原料和能源,雇用当地员工,生产后直接本地销售,显然优于在中国采购原料,消耗能源,生产后再把极其笨重、易脆的玻璃运到美国中西部。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行为。和世界各国跨国公司一样,中国大企业要成为有全球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必须实行全球研发、全球制造、全球销售的格局。例如,海尔在全球有8个研发中心、29个生产中心和19个销售中心。通用汽车去年全球汽车销量980万辆,市场遍布125个国家。其中最大市场在中国(366万辆),其次在美国(306万辆),因此在中美两国的生产厂最多。 关于中美制造业成本比较,加上特朗普的企业减税政策,会否导致美国海外企业回迁美国,甚至中国制造业也流向美国呢?这是另一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大致有三种情况。第一,制造企业从设在销售市场的原址迁回美国。这要看市场需求有无转移。通用汽车最近没有宣布在美国新建整车厂的计划,只宣布将在纽约上州投资5.52亿美元建设汽车零部件厂。因为美国市场近期没有明显增长前景。该公司2017年销售预期已经下调。相反,它刚刚宣布在中国再建5家整车厂,从而到2018年把中国市场销量从2015年的366万辆增加到500万辆。因此,通用在中国厂子不会迁回美国。据美中贸委会副会长彭捷宁最近调查其会员企业后的介绍,其在华投资的会员企业中,90%是在中国生产、在中国销售。这部分不会回迁。6%在中国生产,销往亚洲邻近市场;4%是在中国生产,返销美国。最后4%这部分回迁美国仅仅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6%那部分回迁可能性更低。但如果发生,亚洲生产企业将是赢家,美国消费者则将是输家。第二,美国设在海外的子公司,产品销往美国。是否回迁,要看成本和效益比较。参考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字,最近的如201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单位人工成本创造的增加值比母公司高29.4%。所以在此条件下总体不会回迁。如果特朗普将美国公司所得税从35%减至15%,再对从海外公司进口的产品征税8.75%。则这一差距基本消失。但税负不是美国制造业的主要成本。据美国商务部2004年基于全国性调查发布的《美国制造业报告》,其员工医疗成本是世界最高的。显然,现在的数字更高了。因为那时美国医疗费用支出占GDP比重不过15%左右,2015年上升到18%,预计2022年将上升到23%。另一个重大负担是执法和法律诉讼费,企业职工人均在1万至2万美元。因此,分析美国制造业成本,不能简单地只看工资、地价、电费等等。如果综合考虑进去,除非特朗普政府进行全方位改革,否则回迁的经济依据仍然不足。第三,分布在多国生产,形成全球价值链的企业。这种企业哪个环节回迁都很困难,例如波音787生产中,供应商来自66个国家。即便总装已经在美国,还是大量进口零部件和组件。苹果手机也是如此,设计和核心电子装置在美国本土,显示屏、驱动器等由日韩生产,其他一些部件在欧洲国家生产,组装则在中国(下一步可能在印度)。如果苹果在美国设厂组装,其他绝大部分仍需进口。如果再把这些回迁,可以肯定,苹果机在美国市场将大幅涨价,消费者蒙受损失;在海外则将被逐出市场,从而导致本土组装萎缩,失业增加。综合看来,美国制造业回迁虽然不乏个案,但总体很难。因为政策拗不过经济规律。中国制造业需解决三个问题因此,具体到中国制造业会否流向美国,虽然不排除个案会有,但目前缺乏趋势依据。主要的警示在于增加了中国制造业发展和升级的紧迫感。毫无疑问,政府需要为企业减负,而且落在实处。但还有更重要的三个问题需要解决。首先,资本运作和投机资本的兴起,挤压了制造业盈利前景。其基本载体之一是房地产。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 “概念”到资本市场圈钱。制造业哪里比得上钱生钱?这是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也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障碍之一。其次,政府对制造业的重视不够。无论官方统计分析还是许多地方政府的规划,都把GDP中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即服务业比重上升)视作“结构优化”来赞扬,很多还设定了硬性指标。岂知许多服务业的结构不如制造业优秀。没有强大的先进的制造业,服务业比重再高,中国梦也不会实现。再次,企业创新升级的市场化环境不足。据英国《自然》杂志今年4月一份基础科学研究排名,在“政府研究机构和大学”混合排名中,中科院排名第一。但大学排名中,最好的北大也进不了前十。再看企业类排名,前50名里中国企业屈指可数,美国则占一半。即科研上,我国是政府强于大学,大学强于企业。而美国恰恰相反。我们需要以企业创新为主,政府营造一个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企业一步步发展壮大。如果我们政府、科研院校、制造业、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都凝聚共识,共同努力,妥善解决以上三个问题,那么,美国制造业回流能否成功对中国也就没多大关系。(作者是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商参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