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ZLYg作者:凯末尔·德尔维什opinion.huanqiu.comarticle【土】凯末尔·德尔维什:警惕商人从政侧重短期效益/e3pmub6h5/e3pr9baf6编者按:国际社会在错愕中走过了2016年,2017年仍充满不确定性。今天的世界很可能是冷战结束以来共识最少的,误解、刚愎自用比比皆是。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推出“国际争鸣”栏目,邀请中外知名学者撰文发声,他们的观点不仅多元,有时甚至与我们的看法对立。所有这些文章都不代表本报立场。我们希望这种呈现能够得到理解,产生建设性。特朗普今年1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可能为美国及世界的经济决策带来更多短期思维。若是这样,我们可能看到官方政策与长期目标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尤其在货币政策、发展和贸易方面。关于货币政策,我不由回想起2001年2月金融危机后我出任土耳其经济部长的一段经历。当时我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将中期通胀率降至个位数,而在那之前的十年,土耳其通胀率一直保持在30%-70%的高位。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我们为此通过一条法律,确保土耳其央行对货币政策工具有独立控制权,由政府和央行联合制定通胀目标。我至今认为,这样的安排是合适的。 2001年土耳其的通胀率最终达到约6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希望土耳其承诺,接下来一年通胀率降20个百分点。后来我们承诺降到35%,最后超额完成:2002年通胀率降到30%。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土耳其央行如何赢得民众的信任。在制定35%的通胀目标后,我考察了土耳其国内不少企业,发现企业家的预期通胀率都是50%-55%。当我跟他们强调目标是35%时,他们礼貌地笑着表示怀疑。因此当目标超额完成后,央行在人们心目中逐渐变成可以为土耳其服务很多年的稳定有效的机构。不仅在土耳其,过去30年间,可靠、独立的央行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成为可贵的经济决策资产。它们是长期思维的好榜样。无可否认,央行并非总是对的,但它们比试图靠短期刺激赢得选举的政府好得多。短期和长期思维并非一定与经济发展挂钩。我常听商界领袖抱怨,招投标采购让他们没法与发展机构简单地“做生意”。但即使透明的采购过程进行得很慢,让人没法赚快钱,也有理由坚持这样的流程。尽管在单项工程上“损失”了时间,但研究表明,招投标采购的方式长期来看会节省开支,减少腐败。如果繁文缛节浪费太多时间,解决方法应该是简化流程,而不是弃用招投标采购。同样在贸易政策方面,一些保护措施能让某一行业或某一国家很快受益,精心设计的出口补贴甚至能在较长时间内带来收益。但如果其他国家报复,贸易战则在所难免,成本将大大超过收益,最终只会导致人人自危。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就是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协商一致的规则和法定程序构成的系统基本控制住了竞争性贸易保护。在上述领域及许多其他领域,比如气候政策上,短期思维和长期思维之间的权衡也很清楚。总而言之,最好的政策需要两者兼顾。但久而久之,长期思维无疑称得上是善治的标志。凯恩斯说得有一定道理,“从长远来看,我们都难逃一死”,但人类的寿命没那么短,且在持续增长。我们还应考虑: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否从我们今天的决策中受益。与担任过公职的政治领袖相比,只有私企背景的政治领导人更倾向于采纳短期方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多数市场会激励上市公司,让它们强调季度和年度利润,强调股价高于一切。以即将履职的特朗普政府为例,大部分成员大半辈子都在私营公司。相比长期的政策、体制建设,他们更可能强调速战速决。这种方法短期内可能产生效果,甚至是骄人成绩,很多观察家会称赞它摆脱了缓慢的官僚程序。但从长期来看,未来是不确定的,且很可能与预期结果大为不同。但若领导人以追求极端短期效益为己任——比如大刀阔斧地减税却不提高财政收入,削弱公共机构,不顾其他国家的报复而征收关税或采取其他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短期效果不会持续多久。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改革都不应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作者是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曾任土耳其经济部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148458546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杨阳环球时报148458546000011["9CaKrnJZKWD","9CaKrnJZKVG","9CaKrnJZKDp","9CaKrnJZIB7","9CaKrnJZHT5"]
编者按:国际社会在错愕中走过了2016年,2017年仍充满不确定性。今天的世界很可能是冷战结束以来共识最少的,误解、刚愎自用比比皆是。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推出“国际争鸣”栏目,邀请中外知名学者撰文发声,他们的观点不仅多元,有时甚至与我们的看法对立。所有这些文章都不代表本报立场。我们希望这种呈现能够得到理解,产生建设性。特朗普今年1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可能为美国及世界的经济决策带来更多短期思维。若是这样,我们可能看到官方政策与长期目标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尤其在货币政策、发展和贸易方面。关于货币政策,我不由回想起2001年2月金融危机后我出任土耳其经济部长的一段经历。当时我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将中期通胀率降至个位数,而在那之前的十年,土耳其通胀率一直保持在30%-70%的高位。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我们为此通过一条法律,确保土耳其央行对货币政策工具有独立控制权,由政府和央行联合制定通胀目标。我至今认为,这样的安排是合适的。 2001年土耳其的通胀率最终达到约6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希望土耳其承诺,接下来一年通胀率降20个百分点。后来我们承诺降到35%,最后超额完成:2002年通胀率降到30%。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土耳其央行如何赢得民众的信任。在制定35%的通胀目标后,我考察了土耳其国内不少企业,发现企业家的预期通胀率都是50%-55%。当我跟他们强调目标是35%时,他们礼貌地笑着表示怀疑。因此当目标超额完成后,央行在人们心目中逐渐变成可以为土耳其服务很多年的稳定有效的机构。不仅在土耳其,过去30年间,可靠、独立的央行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成为可贵的经济决策资产。它们是长期思维的好榜样。无可否认,央行并非总是对的,但它们比试图靠短期刺激赢得选举的政府好得多。短期和长期思维并非一定与经济发展挂钩。我常听商界领袖抱怨,招投标采购让他们没法与发展机构简单地“做生意”。但即使透明的采购过程进行得很慢,让人没法赚快钱,也有理由坚持这样的流程。尽管在单项工程上“损失”了时间,但研究表明,招投标采购的方式长期来看会节省开支,减少腐败。如果繁文缛节浪费太多时间,解决方法应该是简化流程,而不是弃用招投标采购。同样在贸易政策方面,一些保护措施能让某一行业或某一国家很快受益,精心设计的出口补贴甚至能在较长时间内带来收益。但如果其他国家报复,贸易战则在所难免,成本将大大超过收益,最终只会导致人人自危。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就是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协商一致的规则和法定程序构成的系统基本控制住了竞争性贸易保护。在上述领域及许多其他领域,比如气候政策上,短期思维和长期思维之间的权衡也很清楚。总而言之,最好的政策需要两者兼顾。但久而久之,长期思维无疑称得上是善治的标志。凯恩斯说得有一定道理,“从长远来看,我们都难逃一死”,但人类的寿命没那么短,且在持续增长。我们还应考虑: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否从我们今天的决策中受益。与担任过公职的政治领袖相比,只有私企背景的政治领导人更倾向于采纳短期方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多数市场会激励上市公司,让它们强调季度和年度利润,强调股价高于一切。以即将履职的特朗普政府为例,大部分成员大半辈子都在私营公司。相比长期的政策、体制建设,他们更可能强调速战速决。这种方法短期内可能产生效果,甚至是骄人成绩,很多观察家会称赞它摆脱了缓慢的官僚程序。但从长期来看,未来是不确定的,且很可能与预期结果大为不同。但若领导人以追求极端短期效益为己任——比如大刀阔斧地减税却不提高财政收入,削弱公共机构,不顾其他国家的报复而征收关税或采取其他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短期效果不会持续多久。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改革都不应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作者是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曾任土耳其经济部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