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K1nn2作者:朱锋opinion.huanqiu.comarticle朱锋:东亚政治开启“新三国演义”/e3pmub6h5/e3pr9baf6面对着困扰北京、东京、首尔三边互动架构的诸多消极因素,中日韩关系究竟应该怎么处?这不仅是一个争议性的政策问题,更是摆在东亚政治面前的世纪难题。当前中日韩关系的低潮并非偶然。19世纪末以来,中日韩从未出现过同时强大和繁荣的局面,东亚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出现陆、海分离的地缘政治结构开始被打破的现实,而观念与制度层面更是前所未有的分裂。再加上美国因素的牵引与干扰,中日韩关系的“新三国演义”充斥争议和对立实属正常。这是东亚地缘战略结构从未有过的新变化,稳定和改善中日韩三国关系也必定绝非易事。单纯从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入手,或者单方面的克制和忍让,恐怕都难以打开中日韩三边关系的新局面。从这个角度,笔者对笪志刚先生《环球时报》2月22日见报的《中日韩破局不能坐等域外国》一文存有异议。安全关切先于经济利益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并非只是单纯的经济和贸易安排,背后的外交和战略考虑常常是决定经贸政策选择的关键因素。安倍政府在2013年下定决心加入奥巴马政府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首先考虑的不是日本的贸易和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十足的政治和战略决定。 TPP的本质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杠杆,其目的是通过建立排斥中国的地区性贸易集团加强“孤立中国”的地缘战略集团。安倍力压国内一度强大的反TPP势力,愿意向美国开放汽车、农产品市场,就是为了全面增强美日军事同盟,避免美国在未来可能的日中军事冲突中战略犹豫。韩国在2016年7月做出“萨德”部署决定,最根本的原因同样是——韩国必须在朝鲜导弹与核武器威胁面前,强化韩美军事同盟作为韩国安全的可靠保障。这是1992年中韩关系正常化以来,韩国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再选择”。面对来自金正恩政权迅速的核力量和导弹发展,韩国把国家安全的“宝”彻底押在美国身上。近年来,中日韩之间出现的这种扩大的安全对立,有着深层的亚太地区战略性和结构性根源。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和安全是相互关联、但又彼此分离的两个领域。经济上的利益计算和相互依赖带来的红利,并不能必然取代和削弱安全问题的关注。安全利益的评估和选择,对一个国家而言一定是优先于经贸利益的“高位政治”,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法则。经贸关系无法替代安全利益的估算,同样也是国际关系冷冰冰的现实。现阶段重在安全“止损”然而,中日韩关系必须改善,当代版的东亚“新三国演义”已不会重复历史版的“联吴伐魏”或者“兴兵灭蜀”!“新三国演义”的基调和目标必须是三国共存共荣,致力于一个崛起的亚洲,着眼于一个团结和联合的亚洲,打造中日韩三国人民共享福祉的稳定局面。这就是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愿景。为此,打开三国合作的钥匙不仅是经济的,更需要政治、外交、安全和战略的。但这必然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进程。其手段不仅在于实力对比的新变化,更是在于三国的成长与成熟,在于三国之间是否能够重建理解和尊重。当中国的游客一到节假日就挤满韩国的明洞和日本的新宿,当中国赴日留学生远远多于日本赴华留学生,一个开始身强力壮的中国,“心”需要同样的宽大和壮实。上演好东亚“新三国演义”,中国人一定要有自信、宽容和坚定的战略意志,韩国人和日本人面对中国再度崛起的历史性趋势,则需要有同样的包容、理解和敬畏。改善中日韩三国间的关系,不是简单地思考“经济出路”或者贸易变量,也不能奢望三国间的民族主义冲突能迅速平息,“历史问题”和领土争议的解决更是路途遥远。稳定和改善中日韩关系需要对三国深化的“安全困境”做出客观、全面和准确的判断和整体性的战略思考,无需一味指责对方,也不必用过度的恐惧或者仇视的心态看待彼此。我们首先需要有足够的心理和战略准备,中日韩关系的改善进程很可能是缓慢、长期的。着眼于现有中日韩业已建立起的广泛与深入的经济社会联系,给中日韩争议和摩擦“止损”非常重要。具体来说,就是要避免关系持续对立与恶化,避免出现直接的军事冲突,避免安全争议扩展到国家间关系的基础性领域,例如经贸和社会性交往尤为重要。而“止损”的关键,就是要在三边关系的各种冲突点上,建立和开展起双边事务性和功能性磋商,通过设定行为规则、培养信赖措施,以及增强彼此务实合作,有效管控冲突性议题上的潜在危机。在斗争中寻求破局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改善离不开“斗争”,需要我们有决心表达和反映“中国关注”,在斗争中寻找“破局”的方式和途径。在这方面,中韩与中日又有所不同。韩国虽一意孤行部署“萨德”系统,严重损害中国的战略利益和东北亚的战略稳定,但中韩之间的政治沟通仍然好于中日。中韩之间的安全对立,也远未像安倍政府的日本那样一心以“制衡中国”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尽管朝鲜问题确实是卡在中韩间的一道“坎”。对于日韩无视中国战略关注、损及中国安全利益的行动,我们将坚决斗争到底。但斗争毕竟是手段,合作共赢才是目的。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改善,更需要我们有坚定的“战略耐心”。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缘战略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复杂和微妙。一方面,中日韩的经济社会联系前所未有地深化。2016年中国赴日游客数量增长28%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坚持中日韩经贸与投资合作,共同推动包括三边自贸区在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是我们塑造亚洲繁荣与和平的基本信念。但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中日韩之间安全利益的纠葛和对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严峻。在安全关切上相互“靠拢”,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找准方向、坚持不懈。三国的社会和媒体更需要担任起沟通的桥梁作用,为彼此的客观和理性认识注入正能量。(作者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148994280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赵建东环球时报148994280000011["9CaKrnK1lKN","9CaKrnK1lpR","9CaKrnK1jWR","9CaKrnK1jWG","9CaKrnK1jnX"]{"email":"script_silent@huanqiu.com","name":"沉默者"}
面对着困扰北京、东京、首尔三边互动架构的诸多消极因素,中日韩关系究竟应该怎么处?这不仅是一个争议性的政策问题,更是摆在东亚政治面前的世纪难题。当前中日韩关系的低潮并非偶然。19世纪末以来,中日韩从未出现过同时强大和繁荣的局面,东亚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出现陆、海分离的地缘政治结构开始被打破的现实,而观念与制度层面更是前所未有的分裂。再加上美国因素的牵引与干扰,中日韩关系的“新三国演义”充斥争议和对立实属正常。这是东亚地缘战略结构从未有过的新变化,稳定和改善中日韩三国关系也必定绝非易事。单纯从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入手,或者单方面的克制和忍让,恐怕都难以打开中日韩三边关系的新局面。从这个角度,笔者对笪志刚先生《环球时报》2月22日见报的《中日韩破局不能坐等域外国》一文存有异议。安全关切先于经济利益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并非只是单纯的经济和贸易安排,背后的外交和战略考虑常常是决定经贸政策选择的关键因素。安倍政府在2013年下定决心加入奥巴马政府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首先考虑的不是日本的贸易和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十足的政治和战略决定。 TPP的本质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杠杆,其目的是通过建立排斥中国的地区性贸易集团加强“孤立中国”的地缘战略集团。安倍力压国内一度强大的反TPP势力,愿意向美国开放汽车、农产品市场,就是为了全面增强美日军事同盟,避免美国在未来可能的日中军事冲突中战略犹豫。韩国在2016年7月做出“萨德”部署决定,最根本的原因同样是——韩国必须在朝鲜导弹与核武器威胁面前,强化韩美军事同盟作为韩国安全的可靠保障。这是1992年中韩关系正常化以来,韩国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再选择”。面对来自金正恩政权迅速的核力量和导弹发展,韩国把国家安全的“宝”彻底押在美国身上。近年来,中日韩之间出现的这种扩大的安全对立,有着深层的亚太地区战略性和结构性根源。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和安全是相互关联、但又彼此分离的两个领域。经济上的利益计算和相互依赖带来的红利,并不能必然取代和削弱安全问题的关注。安全利益的评估和选择,对一个国家而言一定是优先于经贸利益的“高位政治”,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法则。经贸关系无法替代安全利益的估算,同样也是国际关系冷冰冰的现实。现阶段重在安全“止损”然而,中日韩关系必须改善,当代版的东亚“新三国演义”已不会重复历史版的“联吴伐魏”或者“兴兵灭蜀”!“新三国演义”的基调和目标必须是三国共存共荣,致力于一个崛起的亚洲,着眼于一个团结和联合的亚洲,打造中日韩三国人民共享福祉的稳定局面。这就是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愿景。为此,打开三国合作的钥匙不仅是经济的,更需要政治、外交、安全和战略的。但这必然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进程。其手段不仅在于实力对比的新变化,更是在于三国的成长与成熟,在于三国之间是否能够重建理解和尊重。当中国的游客一到节假日就挤满韩国的明洞和日本的新宿,当中国赴日留学生远远多于日本赴华留学生,一个开始身强力壮的中国,“心”需要同样的宽大和壮实。上演好东亚“新三国演义”,中国人一定要有自信、宽容和坚定的战略意志,韩国人和日本人面对中国再度崛起的历史性趋势,则需要有同样的包容、理解和敬畏。改善中日韩三国间的关系,不是简单地思考“经济出路”或者贸易变量,也不能奢望三国间的民族主义冲突能迅速平息,“历史问题”和领土争议的解决更是路途遥远。稳定和改善中日韩关系需要对三国深化的“安全困境”做出客观、全面和准确的判断和整体性的战略思考,无需一味指责对方,也不必用过度的恐惧或者仇视的心态看待彼此。我们首先需要有足够的心理和战略准备,中日韩关系的改善进程很可能是缓慢、长期的。着眼于现有中日韩业已建立起的广泛与深入的经济社会联系,给中日韩争议和摩擦“止损”非常重要。具体来说,就是要避免关系持续对立与恶化,避免出现直接的军事冲突,避免安全争议扩展到国家间关系的基础性领域,例如经贸和社会性交往尤为重要。而“止损”的关键,就是要在三边关系的各种冲突点上,建立和开展起双边事务性和功能性磋商,通过设定行为规则、培养信赖措施,以及增强彼此务实合作,有效管控冲突性议题上的潜在危机。在斗争中寻求破局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改善离不开“斗争”,需要我们有决心表达和反映“中国关注”,在斗争中寻找“破局”的方式和途径。在这方面,中韩与中日又有所不同。韩国虽一意孤行部署“萨德”系统,严重损害中国的战略利益和东北亚的战略稳定,但中韩之间的政治沟通仍然好于中日。中韩之间的安全对立,也远未像安倍政府的日本那样一心以“制衡中国”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尽管朝鲜问题确实是卡在中韩间的一道“坎”。对于日韩无视中国战略关注、损及中国安全利益的行动,我们将坚决斗争到底。但斗争毕竟是手段,合作共赢才是目的。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改善,更需要我们有坚定的“战略耐心”。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缘战略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复杂和微妙。一方面,中日韩的经济社会联系前所未有地深化。2016年中国赴日游客数量增长28%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坚持中日韩经贸与投资合作,共同推动包括三边自贸区在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是我们塑造亚洲繁荣与和平的基本信念。但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中日韩之间安全利益的纠葛和对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严峻。在安全关切上相互“靠拢”,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找准方向、坚持不懈。三国的社会和媒体更需要担任起沟通的桥梁作用,为彼此的客观和理性认识注入正能量。(作者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