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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欣:莫言或将面临比写小说更难的政治磨炼

2012-10-22 09:22 环球网 我有话说 字号:TT

  “中国莫言获奖”这条消息,对于不知道莫言的人,可能会误会为中国“莫谈”或“不要说”获奖之意。如果“莫言获奖”变成了“莫谈国事”,那就一定不是“莫言”本意了,也不符合中国开放、改革、进步的国情。想想这十几年中国与诺奖之间,真是“一言难尽”却又“欲说还休”。大概莫言当年用此“笔名”,也有作低调“神仙”之意。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原装的中国人获奖,怎么能要求大家“莫言”呢?好在今天中国有聊这类话题的空间。

  诺奖最早震动中国,可能是1973年7月17日。平时只有见外国元首才露面的毛主席,在自己书房见了诺奖得主杨振宁。后来中国似乎有了一个“潜规则”,诺奖得主可比照“元首”接待规格。但好景不长,达赖获奖,使诺奖开始与中国生隙。李远哲得奖返台,帮陈水扁“临门一脚”当选,使诺奖光环罩上阴影。高行健获奖,又使中国与诺奖的隔阂加深。之后几乎“每逢诺奖倍担心”,因为总有麻烦的人与事,让中国人面对诺奖心绪矛盾、爱恨交加。好在这些都是境外华人,麻烦毕竟有限。终于2010年刘晓波作为第一个中国籍者获奖,中国与诺奖正式破局,风波一直未平。今天莫言获奖,各界皆大欢喜。莫刘两人同龄不同命,也算有了对冲式的平衡。

  其实,早在当年读“科技史”时,就知道诺奖得主并非都是圣人,评奖者无权自封道德法官,得奖人也大可不必自诩过高,旁观者则更不需要过于钟情。获奖者中不仅有个人生活上的品行不端者(如略萨和奈保尔),还有危害人类和平事业的政治侏儒。例如德国人勒纳德与斯塔克,分别是1905年与1919年的物理学奖得主。这两人在1924年希特勒还在监狱关押时,就共同签署了支持希特勒的声明,一同成为纳粹在物理学界的代理人,勒纳德成为希特勒的物理学首席权威,出版了臭名昭著的《日耳曼物理学》,称“科学是由种族、血缘决定的”,两人肉麻地吹捧希特勒,仇视和平主义者和犹太人,肆意攻击和谩骂爱因斯坦,甚至可笑地认为英国法国许多科学成果都是剽窃德国的,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学术标签”。可见,诺奖的获奖者,虽然都有“过人之处”,但也“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中华圈自然也不能例外。

  问题可能还是在于中国的“诺奖悲情”。中国人有几千年的光荣历史与灿烂文明,到了近代却积贫积弱,挨打挨饿。“一穷二白”的“白”就是科技教育。一直自认为“聪明”的中国人加上世界第二的GDP,中国人好像应该“指哪儿打哪儿”,但正如举国体育可以囊括大把奥运金牌,却不能让中国足球长进,庞大的“985”、“211”、“长江”、“千人”等计划或工程,也一直不能让中国人在诺奖台上如愿。一个足球,一个诺奖。堪称中国当代两大“悲情”,一文一武,一到评奖获联赛时,这两个病灶就会引得中国人全身不快,头也痛,脚也痛。诺贝尔本人一定不会想到一个遥远的国家,一个历史、文明、价值观那么不同,大概只是发明了火药会使他共鸣的族群,对他以及以他命名的奖项当然还有奖金,具有如此深刻、复杂、微妙的感情。尤其在今天中国硬实力已迈过几个关键门坎,进入世界大国行列之际,中国人尤其在意诺奖与自己的相关性。

  这种关注第一是专业性的。这是一个小人群,因为有能力关注那些科学成果的人不多。但就是这个“小人群”,无论是感到“望尘莫及”,还是感到“咫尺相近”,总之是还在圈外等候。

  第二是身份性关注,这是个大人群。因为对名人进行“人肉”比阅读其专著更符合大众乐趣。我们会在一个个黄皮肤的获奖者身上挖出太多与自己相关的话题,如李政道与西南联大,钱永健与钱学森。但大家更易于看出,这些获奖的“中国人”,大都不是今天中国教育背景下的“直接产品”,而且似乎有一些证据表明,他们如果一直在中国,很可能难以获奖。这里无论是中国受到的冷落与漠视,还是我们自己的不争气,都会化为一股悲情。

  第三是政治性关注。不仅是关注什么政治态度的人获奖,还要特别关注该人获奖后的政治言行。“政治正确”逐渐成了中国评估诺奖及获奖者的重要标准。不仅是人文奖项,连自然科学奖项也被列入其中。但越是走入“政治第一”的胡同,中国人的悲情可能就越重,因为,一触及政治,理性对话的空间就大大压缩了,“莫言”就常常成了人们不得已的选择。

  什么事情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诺奖政治化并非单方面责任。中国作为政治大国,历史悲情重,又处于特殊转型期,确实政治上比较敏感。但诺奖作为一个具有相当公信力及权威性的评估机构,总希望利用自己难得的“话语权”对自己未必熟悉的事情作出未必准确的评估,以影响舆论,也有些泛政治化的偏向。莫言获奖后,第一种关注的人群会大大扩展,因为莫言本来就是人气作家,就是为了附庸风雅,读小说的人也会增多。第二种关注会依然旺盛,因为“人肉”是没有止境的,何况人在身边且位居主流,只要别太离谱,发表应该不难。既有“红学”,怎么就不能有“莫学”呢?

  第三种关注可能依然引人注目。莫言可能会面临比写小说难得多的政治磨炼。一方面,他必须感受中国人长期积累的“悲情”,担负起沉重的政治责任,还要笑容可掬地应付比郭沫若、老舍、曹禺当年更复杂的场面。现在已经有人把外交专家都头痛的钓鱼岛难题抛给了莫言,莫言恐怕真的需要“莫言”了。另一方面,他还要接受来自外部的挑战。现在海外已经开始炒作“莫刘(晓波)情结”,有人调侃诺奖评委“既生刘,何生莫”?有人已借莫言说事,进行政治站队或亮相。莫言如果能扛过这一关,没准儿“和平奖”也能到手了。

  过去上述诺奖“戏码”大都在苏联与西方之间展开,近来越来越多发生在西方与中国之间。这自然与中国成长有关,终于有资格被当成对手了。中国人有几千年文明史及与各种“外人”打交道的经验,其中虽有“鸦片战争”的痛苦记忆,但更不乏“七擒孟获”的快乐故事。任凭诺奖或什么人如何别扭,中国人我行我素,一贯豁达乐观,与人为善。2012诺奖,中国人有两次亮丽的表现。一次当然是莫言如愿,还有一次就是日本的山中教授获医学奖,正值中日岛争激奋之中的中国人,在几乎所有大媒体的显著位置都看到了“山中获奖”的正面报道,连日本媒体也立即向日本国内反馈这一信息,一方面展示山中之魅力,一方面也客观评价了中国人并未因争吵而无视日本的成就及优点。几天后莫言获奖,日本媒体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善意”,虽对村上春树落选表示婉惜,但并未将其过多转嫁到中国或莫言身上。这个回合,是近一年来中日媒体及民众少有的良性互动。

  确实,中国之所以有如同欧洲规模的领土、民族构成及丰富多彩的历史、文明,“有容乃大”是第一要件。诺奖乃至世界,对中国更公正一些,更客观一些,无疑是明智之举。当年美国等西方大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22年,天天高喊“民主自由”的美国居然做出不与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代表团握手的决定。但后来中美两个大国还是走到一起了。人们都真诚感恩1972年中美两国领袖的伟大勇气与明智。今天,诺奖终于也走出了这一步。中国与诺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应“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地球内部的矛盾,人类内部的矛盾。有些悲情、误解与偏见,都可以在和平发展的交往与进步中化解,莫言获奖,同时给了中国与诺奖一个好机会。(作者是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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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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