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永祖:中美汇率冲突论可休矣,应更关心...

2017-03-14 15:15:00 环球网 卞永祖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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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之间会不会发生汇率冲突,最近以来各种声音都很多。前几天的两会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回答关于中美关系时,表示:“经过双方密切沟通和共同努力,中美关系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平稳过渡和发展。”央行副行长易刚也表示,“不会以贬值促出口,不打货币战”。3月7日,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希望加强跟中国的合作关系,并特别提到了经济领域。从两国官员的表态来看,中美之间产生汇率冲突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之所以存在有关汇率问题的担忧,可能还是因为特朗普过去的言论。他在竞选时就曾宣称,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币值,当选后要正式宣告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上任后更是声称中国是操纵汇率的"总冠军"。包括特朗普本人在内的政府团队也指控了日本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国的本币币值严重低估,一改美国历任总统长期回避评论美元或其他货币的汇率、而只强调对美元坚挺有信心的传统。

  特朗普的言论确实与被近几届美国政府奉为“教条”的强势美元政策有所不同。1995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罗伯特•鲁宾提出“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的说法。这项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强势美元体现了美国经济的强势,也让外国人放心大胆地买入美元资产,令更多的资本流入美国;同时,强势美元抑制国内通膨,让美国消费者买到物美价廉的进口商品。

  但是,对美国本土企业而言,强势美元会使他们生产的商品失去竞争力;对美国跨国企业而言,美元升值则会降低他们海外销售的美元价值。因此,决心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特朗普认为,强势美元“正要了我们的命”。如果特朗普要贯彻他竞选时期的言论,那么沿袭了超过20年的强势美元政策确实有一定可能性会在本届政府终结。

  不过,目前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重振经济的一揽子计划主要由减税、减少政府监管、重新谈判现有贸易协定组成,尚无汇率方面的安排。特朗普也从未表示过要与别国进行出口竞争的意思。汇率问题有可能只是特朗普政府在之后进行贸易谈判时的重要筹码——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最擅长的事情是讨价还价。

  同时,作为少数零政府经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处在“实习期”,尚有许多商业之外的事务需要重新学习。比如,他在去年年底与蔡英文通话后声称美国不受“一个中国”政策的约束;但近期与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中,特朗普承认了“一个中国”。汇率问题上也是如此,特朗普有可能发生相似的转变。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最希望的还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这会为企业创造一个比较平稳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企业安排生产和经营。中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目的是既能反映市场的需求,同时避免汇率的大幅波动。当前的情况是,美国进入加息周期,中国境内资本外流加剧,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币存在贬值压力,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境内外汇管制与抽紧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极力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地位稳步提升,一个汇率走低、币值不稳定的人民币显然是与这一目标相矛盾的。

  当然,会有人认为,人民币贬值在某些方面对中国有利。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参与国际贸易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好处。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需求有所减弱,尤其是2015年以来,全球贸易额开始出现萎缩。中国也受到了影响,但政府不想放弃较高的经济增速目标,所以在金融危机刚爆发的阶段,加大基建、地产投资,这也带来了煤炭、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产能过剩。

  2015年以来,房价开始新一轮快速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家庭消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受到约束,无法继续依靠举债与土地出让金维持高额基建投资。所以才会有人担忧中国再度人为压低汇率、促进出口。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外贸出口已经连续两年出现下降,但仍然保持着中高速的经济增长。消费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2016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4.6%。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从出口、投资拉动,转变为消费、投资拉动。

  从以上这些分析来看,中美汇率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美国确实有一定可能会改变过去的汇率安排,也就是放弃强势美元政策。从美国现行的汇率制度安排来看,由于美元与其他货币自由兑换,且美联储和财政部持有的外币资产都很少,美国可能只有通过发行大量货币来实现贬值。实际上,危机后的三轮量化宽松确实已经让美元有所贬值。现在耶伦领导下的美联储带领美国进入加息周期,特朗普一直对此有所不满,大概率会在今年年底提名新的联储主席,但人选尚不明朗。要弄清下一步美国汇率会怎么走,还需要观察特朗普对新任主席及其他理事的提名情况。

  相比于汇率问题,我们或许更需要关心的是特朗普下一步如何进行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中国对美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重接近20%,未来美国对“中国制造”的需求下降之后,中国需要主动改变贸易结构以适应这种变化——寻求与其他国家建立更广泛更深入的贸易联系,并促成中美在某些贸易安排上达成默契。同时,中国企业也会增加在美国的投资,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中美之间合作空间广阔。(卞永祖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刘延洁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实习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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