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yr0A opinion.huanqiu.comarticle社评:有必要冷静思考《南方周末》事件/e3pmub6h5/e3prafm0g《南方周末》新年特刊被广东省委宣传部改动一事,被该报记者通过微博抗议后,昨天在互联网上已是沸沸扬扬,一些境外媒体也关注到此事。互联网上有不少意见领袖支持《南方周末》编辑部,微博上还出现以该编辑部落款署名的措辞强硬的声明。这样的公开冲突在中国媒体中相当罕见。实事求是说,重大报道接受官方的某些意见,这样的经历中国很多媒体都有过。官方对媒体的重大报道做些具体指示,这是中国新闻管理时而穿插的一种方式。总体来看,中国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开放,来自官方的具体指示似呈逐渐减少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媒体管理的大结构没有变。《南方周末》的这件事,是媒体管理模式遇到挑战的突出例子。这种挑战其实一直在积累。长期以来,很多媒体针对政府部门的指示打“擦边球”。官方和媒体都挺累的。微博的出现,给媒体记者提供了额外阵地,不断有宣传指示或执行过程被捅到网上,出政府部门的“丑”。这次事件目前不很清楚是《南方周末》整个编辑部的正式行为,还是几位编辑的个人行为。 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媒体治理环境都在快速变化。社会多元化推动了思想多元化,西方价值观影响了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对舆论界的影响尤其大。与此同时,中国市场化媒体在体制上也纷纷脱离事业编制,它们竞争激烈,生存环境严酷,媒体人境遇也大不如前。让基层媒体人有“大局观”越来越难。在国家大的路线方针框架下,以及在现有管理体制下做探索创新,这对很多媒体人缺少吸引力。媒体人更流行的探索是如何使“普世价值”在中国的落地最大化,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媒体的利益。很多人对这样做的“正义性”坚信不疑。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不可否认,一些媒体人对“普世价值”的推崇,成为促使中国进步复杂合力中的推力之一。中国治理难就难在如何管理那些常常是错综的、甚至南辕北辙的各种力量。现实或许是,老的媒体管理体制不可能原封不动继续下去。时代在前进,管理需要与时俱进。中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有了千丝万缕的交叉和联系,人员流动性大得惊人,从业者实现利益的方式也早已突破了传统,而且中国境内外的媒体也有了很方便的互动。传统管理已经装不下如此庞大的复杂性。然而无论怎么管理,中国媒体不可能成为同西方一样的媒体,这应是中国所有媒体人选择入这个行时最基本的判断。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西方不同,媒体无法脱离国家政治现实而单独、浪漫地存在。媒体是中国改革最活跃的因素之一,但它的摆动幅度不可能是无限的。中国媒体需要走一条富有本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契合国家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媒体的唯一现实之路,也是光明之路。其他的路都是幻想,根本走不通。在互联网2.0时代管理媒体是件很难的事。因为很多人认为任何“管理”都是对“新闻自由”的干涉,就像互联网立法一样,在舆论场上很容易受到抵触。有效的媒体管理不能仅仅依靠权力,还需要从业者对管理的必要性达成基本共识,很多管理目标需通过媒体的自治来实现。官方需要为创造这样的共识多想办法,多下功夫。希望《南方周末》的这件事能对管理部门,也对媒体从业者们都带来触动。中国要继续前进,决不是通过简单的管理或者简单的对外模仿就能实现的。我们得接受这几代人不得不纠结、反复探索的宿命。▲135725454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gaowang环球时报135725454000011["9CaKrnJynmw","9CaKrnJyhPU","9CaKrnJy1hw","9CaKrnJxUBz"]{"email":"gaowang@huanqiu.com","name":"gaowang"}
《南方周末》新年特刊被广东省委宣传部改动一事,被该报记者通过微博抗议后,昨天在互联网上已是沸沸扬扬,一些境外媒体也关注到此事。互联网上有不少意见领袖支持《南方周末》编辑部,微博上还出现以该编辑部落款署名的措辞强硬的声明。这样的公开冲突在中国媒体中相当罕见。实事求是说,重大报道接受官方的某些意见,这样的经历中国很多媒体都有过。官方对媒体的重大报道做些具体指示,这是中国新闻管理时而穿插的一种方式。总体来看,中国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开放,来自官方的具体指示似呈逐渐减少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媒体管理的大结构没有变。《南方周末》的这件事,是媒体管理模式遇到挑战的突出例子。这种挑战其实一直在积累。长期以来,很多媒体针对政府部门的指示打“擦边球”。官方和媒体都挺累的。微博的出现,给媒体记者提供了额外阵地,不断有宣传指示或执行过程被捅到网上,出政府部门的“丑”。这次事件目前不很清楚是《南方周末》整个编辑部的正式行为,还是几位编辑的个人行为。 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媒体治理环境都在快速变化。社会多元化推动了思想多元化,西方价值观影响了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对舆论界的影响尤其大。与此同时,中国市场化媒体在体制上也纷纷脱离事业编制,它们竞争激烈,生存环境严酷,媒体人境遇也大不如前。让基层媒体人有“大局观”越来越难。在国家大的路线方针框架下,以及在现有管理体制下做探索创新,这对很多媒体人缺少吸引力。媒体人更流行的探索是如何使“普世价值”在中国的落地最大化,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媒体的利益。很多人对这样做的“正义性”坚信不疑。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不可否认,一些媒体人对“普世价值”的推崇,成为促使中国进步复杂合力中的推力之一。中国治理难就难在如何管理那些常常是错综的、甚至南辕北辙的各种力量。现实或许是,老的媒体管理体制不可能原封不动继续下去。时代在前进,管理需要与时俱进。中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有了千丝万缕的交叉和联系,人员流动性大得惊人,从业者实现利益的方式也早已突破了传统,而且中国境内外的媒体也有了很方便的互动。传统管理已经装不下如此庞大的复杂性。然而无论怎么管理,中国媒体不可能成为同西方一样的媒体,这应是中国所有媒体人选择入这个行时最基本的判断。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西方不同,媒体无法脱离国家政治现实而单独、浪漫地存在。媒体是中国改革最活跃的因素之一,但它的摆动幅度不可能是无限的。中国媒体需要走一条富有本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契合国家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媒体的唯一现实之路,也是光明之路。其他的路都是幻想,根本走不通。在互联网2.0时代管理媒体是件很难的事。因为很多人认为任何“管理”都是对“新闻自由”的干涉,就像互联网立法一样,在舆论场上很容易受到抵触。有效的媒体管理不能仅仅依靠权力,还需要从业者对管理的必要性达成基本共识,很多管理目标需通过媒体的自治来实现。官方需要为创造这样的共识多想办法,多下功夫。希望《南方周末》的这件事能对管理部门,也对媒体从业者们都带来触动。中国要继续前进,决不是通过简单的管理或者简单的对外模仿就能实现的。我们得接受这几代人不得不纠结、反复探索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