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焚书坑儒”是出版管理的夸张帽子

2014-10-13 02:35:00 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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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有人在微博上爆料称,政府主管部门下达内部通知,要求将余英时、九把刀的书全面下架,野夫、茅于轼、张千帆、梁文道、许知远等的书不予出版。这一爆料导致网上形成了一个舆论热点,有人宣称这是新时期的“焚书坑儒”。到12日晚上,媒体无法证实这一消息的真伪,官方也未有人出面回应。

  不过有不少人倾向于认为“无风不起浪”,比如认为至少上述名单中的部分人个人著作出版形势“不妙”,是很有可能的。

  这种分析汇集了以下事实:所提著者中有的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但热衷于与中国有关的政治,如公开支持当前香港反对派的“占中”、或者支持“台独”等。有的是大陆学者,但长期反对大陆的主流政治主张和价值观,推动“政治异见”文化。如果官方限制他们的影响力,这样的治理信号中国社会并不陌生。

  本文无法就上述传闻的真伪给出额外信息,我们只是想分析该传闻与中国政治现实之间的内在逻辑。

  首先,中国出版界这些年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开放,一些“争议人士”在书籍出版领域所拥有的空间,是相对比较大的。他们的空间应当说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敏感部位,需要他们本人认真把控。

  客观而言,在中国热衷政治除了要有热情外,还需要有驾驭复杂性的智慧和诚意。这在官方层面就如此,对于意识形态工作者也是一样。中国的改革需要新思想、新动力,但中国社会同时对各种颠覆性力量的形成或侵入保持着警惕。任何人如果主观或客观上站到了与国家主流政治路线对抗的位置上,他就不应指望自己的影响力会持续上升,不经历任何波折。

  如果那些推动“政治异见”文化的人自定义为“改革者”,他们就应为维护社会主流政治共识承担自己的责任,确保自己不成为国家团结的破坏者。这是他们的文化作用能够随着社会改革的激流一同前行的底线。

  如果他们要打破这一基本社会规则,把坚持宣扬与国家路线对立的政治主张放在一切考虑的首位,那么他们就要准备承受来自主流社会的反弹,而且这种反弹多半是令他们不愉快的。

  这是一份选择,后果很容易预见。旧时代的“焚书坑儒”在中国已不可能重演,但在这个国家,一些“敏感区域”确实存在。它们是普世化的也好,是“时代局限”也好,但它们是中国的现实,是中国保持国家稳定前进能力的一个环节。进入这些“敏感区域”蹚水,决不能是楞头青,充满脱离实际的幻想。这里需要敏锐、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心,需要超越自我、洞察整个社会的理解力。

  其实官方与有政治异见倾向的著者打交道,经验的积累也并非一帆风顺。要求一本书下架而导致该书走红的情况以往多次发生过。在有些时候,限制某本书的发行更多反映的是官方部门的一种态度。

  不管怎么说,与一个体制格格不入,直至与之对抗,同时又要在该社会里畅行无阻,获得主流斗士的影响力,这在什么社会里都不现实,更是不可持续的。西方社会也概莫能外。热衷异见政治的著者们无论对此喜不喜欢,都需对这个铁律有清醒的认识。▲

责编:翟亚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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