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释放基层官员的改革热情事关重大

2016-07-01 00:58:00 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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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七一”,中共成立95周年。我们的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把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古老国度带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颇具战略竞争力的位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一个梦想变成紧锣密鼓的现实事业,殊为不易。

  大变迁没有一帆风顺的,今天的中国面临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及社会转型,全国上下都能感受到跨越这个阶段的难度。中央做了远见卓识的部署,改革谋篇布局的顶层设计渐已基本到位,国家前进的大局保障十分坚固。

  另一方面,改革最终要落实到基层,基层的锐意进取和实践热情终将塑造改革的实际面貌。回忆改革开放初期,改革的难度很大,全社会在思想上不够解放,各地涌现出一批不仅有远见,而且敢担当、能承风险的改革者,他们很多是基层官员。那些领风气之先的党员干部对最终形成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大格局立下汗马功劳。

  一些人提醒,如今这样的干部似乎少了点。随着干部管理制度的严格化,求稳像是成了不少基层官员的经常性心态。多做事多犯错,少做少犯错,不做不犯错,这个滑稽的三段式成了一些人中间蛮流行的半真半假的“座右铭”。整个国家需要高度重视这种情况的有害性。

  党员干部肩负着重要职责。中国处于战略赶超的特殊历史阶段,市场已在发挥作用,但是集约型、组织型发展很多时候仍是调动社会各种积极因素不可缺少的现实选择。常识性经验告诉我们,一个镇、县、市的书记以及领导班子是否优秀、进取,对当地发展常常具有重要、甚至决定性意义。中国全社会应当致力于营造鼓励出现这类干部的大氛围。

  从高标准要求党员干部的角度说,保持积极、担当的精神状态,这首先应是官员们的自我鞭策。入党为什么,当官为什么?它们无疑都指向为人民谋利益的基本宗旨。吏治实乃世界性难题,而所有制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官员们勤勉开拓,带领公众前进,而不是为了驱使官员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以“无过”“自保”为重的官员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代都不受民众的欢迎,也不应该受到制度的鼓励。现在有一些官员对社会氛围产生了误读,“稳”字当先,破除这种不正确的认识或许已是当务之急。

  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看,发出鼓励基层官员进取担当的清晰、准确信号同样至关重要。这是成功时代不可缺少的要素。

  需要指出的是,舆论场对于官员的要求带有越来越强的民粹主义情绪,而从全球经验看,民粹主义大多对官员有过度的道德评判,并有目标的短期化,不具有在严管官员和激励官员之间追求平衡、统一的意识。中国的民粹主义大体处于全面崛起的兴奋期,它与社会运转的利弊关系需要一段较长时间加以厘清。

  这种情况下,体制本身对于鼓励官员改革、做事积极性就承担了更大责任。在舆论开放的时代,在干部制度越来越规范、严格的时代,这是一个重大课题。

  中国毕竟不是改革开放之初了,那时信息不发达,社会治理的系统性很不健全,基层的独立性很强。而今天社会治理的整体性愈发明显,某个遥远基层迅速可能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容错显然是体系的强烈愿望,但落实它的全社会条件已经今非昔比。

  西方发达社会的官员们实际已经“不作为”了,它们的基层社会已有很高自治能力,发展愿望相对有限,官员们履行“管理”职责就行,并不需要扮演带动社会进步的牵引力角色。

  但是中国的官员们必须有所作为。公众对发展的要求十分强烈,对社会依法良治的愿望同样强烈。中国难在需要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我们既要有发展中社会的蓬勃兴旺,又要做到发达社会的严规厉法,中国必须做到这两个方面的相得益彰。

  这不是能够“安排”出来的新格局,而是需要上下同欲、良性互动,需要各地基层干部们通过积极实践闯出来、创造出来的崭新局面。官员不可能再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工作,今天干部们的改革创新有另一番时代难度,他们需要全新的勇气,也需得到这个时代的坚定支持和鼓励。

  管理是前提和过程,社会前进动力的落脚点则在于激励和释放。21世纪的中国需要一批新型改革开放的弄潮儿,让我们共同呼唤、推动他们的出现。

责编:何卓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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