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防范金融危机的弦一刻松不得

2017-08-14 00:55:00 环球时报 章玉贵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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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越来越有金融常识的世人回望十年前爆发的那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时,不少人脑海中想必会蹦出几个关键词:恐慌、不确定性、传导机制的高度敏感性,以及对经济系统的巨大破坏性。

  如今,十年过去了,尽管无论是作为金融危机策源地的美国,还是受到达尔文式冲击最为严重的欧洲,都曾为修复各自金融体系,提振实体经济而采取包括量化宽松、去杠杆、制造业回流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各种措施。尽管各国经济学家们都在从不同角度研究金融危机,试图找到危机的深层原因以及防范措施,相关报告与论著可谓目不暇接,但没有人敢说:这场金融危机的流毒已经被清除,更没有人敢保证,未来不会再次爆发更大规模的全球金融危机。

  如果说有针对危机的检讨,大概各国政府决策者和有关市场人士认识到:无休止的金融创新乃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信贷扩张来支撑,在实体经济绩效未能得到同步提高的情况下,无异于饮鸩止渴。

  遗憾的是,在有全球责任感的政治家日渐稀缺的21世纪,“以邻为壑”往往是各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基调。而美欧日本在金融危机后祭出的“量化宽松”,收获的更多是一种假性复苏。美欧国家的私人部门尽管近年来整体上加速去杠杆化,但政府为避免需求过度萎缩却不断加杠杆,导致全球主要经济体均不同程度出现大量信贷和货币创造被用于购买存量资产,而非生产型投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09年,全球债务占GDP的比重从约200%上升至220%。到2015年底,这一比例高达创纪录的225%,其中大约2/3是私营部门债务。而国际金融协会(IIF)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包括家庭、政府和企业的总体债务水平在过去10年增加了超过70万亿美元,全球债务总额达到217万亿美元,是全球GDP水平的327%。同时,新兴市场迅速攀升的债务负担,也越发令人担忧。

  IIF数据显示,新兴市场的债务水平在2016年末已达55万亿美元水平,相当于其GDP水平的215%。而在2006年时该债务水平是16万亿美元,1996年仅为7.4万亿美元。

  其中,中国是全球债务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截至2017年一季度,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比例达到242%,创下纪录新高。而在1994年,中国的总债务水平为GDP的78.6%,如今,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负债率已与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相当。但是美国人均GDP高达5.59万美元,相当于中国的7倍,且早已建立发达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相形之下,中国迄今仍有不少贫困人口。即便是在整体经济最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上海,依然有不少人的年均收入不足3000美元。

  如今,由于全球经济担保人体系正在发生裂变,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孤立主义盛行,“黑天鹅”出现的概率较以往更大,而更值得警惕的“灰犀牛”又给本就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增添新的不确定性。

  这不禁让人对20年前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会否以另一种形式上演表示担忧,尤其是对于中国。1997年,我国尚未加入WTO,且在全球投资、贸易与金融体系中分量较小,经济风险主要在内部循环,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风险主要包括国有资产流失、资本外逃、通货膨胀、收入差距扩大导致两极分化等,上述风险相对较容易控制和化解。20年后的今天,我国日益嵌入到全球投资、贸易与金融体系中,无论是参与的深度还是广度,都已达到空前水平。我国在受益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红利的同时,也在极为敏感的经济与金融传导机制作用下,受到日趋强烈的冲击。鉴往知来的教训已警示:没有一个经济体长期运行于高杠杆债务区间,还能与债务危机乃至系统性金融危机绝缘。

  摆在中国面前的紧迫任务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开放与发展问题,而是在愈加不确定的开放世界里,如何巩固中国经济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加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而新兴经济体曾经发生的教训深刻的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对可能爆发的系统性危机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由于短期内无法拥有西方发达经济体那样相对宽松的外部救助体系乃至相互支持体系,由于人民币尚未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资产体系和计价体系中的地位相当薄弱甚至根本没有嵌入。如果爆发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我国不能像美国那样拥有对外释放金融风险的通道,因此需要把更多精力放在防患于未然。

  所幸的是,金融直觉与感知力愈发敏锐的最高决策层已将主动防范并积极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重要目标指向。上月举行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突出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的职责,正是基于过往经验教训,基于我国尚未真正建立能够从容应对复杂金融风险的客观现实,所做的前瞻性战略性部署。

  唯有深耕实体经济发展和内生性技术进步,始终保持无所不在的风险意识,持续强化金融体系的稳健,提高金融危机早期预警能力,才能在日趋复杂的经济金融世界里未雨绸缪,储备足够的政策工具,确保中国经济平稳发展。(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责编:赵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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