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K5mgc作者:姜跃春opinion.huanqiu.comarticle姜跃春:重新认识中日关系的友好内涵/e3pmub6h5/e3pr9baf6中日邦交正常化这45年来,观察中日关系可以简单分为4个阶段:最初的十年是蜜月期,第二个十年以亲密合作为主,第三个十年是合作与摩擦并存时期,之后的第四个十年则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整体而言,中日关系的发展保持了总体平稳,在波折中前行的发展过程。回头看,中日之间之所以能在矛盾中发展主要取决于一下几个因素:首先,从现实观的角度看,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使得双边关系总体斗而不破。最明显的例子是本世纪初,小泉纯一郎当政的6年期间,由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第一次“冰河期”。双方斗得很厉害,但始终没有翻车,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经过几十年的健康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关系。双边贸易持续上升,直到2012年中日贸易达到3450亿美元,日本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二大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中日经济层面的合作除了贸易之外,日本对华投资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日本仍是我引进外资的重要国家之一。还有金融领域的合作,包括日元贷款、政府开发援助等等,形式多样,也给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第二,从历史观的角度看,历史认识问题是制约中日关系发展一个非常敏感的因素。因为在历史问题上,日本社会从来都有相当部分的官僚和学者,甚至包括部分身居高位的政治人物存在着美化战争、否定侵略的“放言”和认识,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客观的认识。笔者之所以认为历史观是稳定中日关系的一个因素,主要原因是中国主流社会对日本关于历史问题的“放言”尽管也有斗争,但整体上还是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采取了把一小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普通民众截然分开的姿态。如果中国人没有这种包容心态,中日这45年可能无法走得如此平稳。 第三,中国人有大局观。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把和平共处作为基本原则之一,中国一贯重视周边外交,重视邻里之间的友好相处。另从中日共在的亚太地区发展而言,中日两国是该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两国国民的根本利益,它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与繁荣都至关重要,因此中国希望有一个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有一个符合该地区多数国家期待的合作关系,这不仅是中日两国的大局,也是亚太地区长远发展的大局。中日邦交正常化45年来,中国就是本着这一理念处理双边关系中的矛盾,确保了两国关系大体稳定的基本格局。那么,我们怎么看待中日关系的现实和未来呢?不可否定,目前中日关系处于建交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困难,同时也必须看到,两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首先,中日经济实力的对比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两国之所以能够拥有蜜月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还是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而日本是身居全球第二大国的高点上。一个经济大国与一个刚刚开始对外开放的国家相处相对容易。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改变,现在中国的GDP已经是日本的两倍以上,最高的时候达到2.7倍,而且这种差距还在快速拉大。对于这样一个实力对比的逆转,日本不适应,中国也不适应,两国矛盾正在逐渐增加。还有一个变化的因素就是,中国的迅速崛起让周边国家感到不安,尤其是日本对中国未来走向持怀疑态度,有人认为中国强大之后会做强亚洲、会称霸世界,也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强大之后很可能会刀枪指向日本,报过去的战争之仇。这种心态当然会加剧两国之间的各种碰撞。此外,必须承认,中日之间还有很多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找到“出口”,比如历史认识问题、钓鱼岛争端问题、领海划线问题等等。基于此,中日关系的未来将是合作中有竞争,竞争中有碰撞,碰撞中有对抗的复杂关系。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不仅是中日老一代政治家的良好愿望,也是多数普通国民的美好愿景。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随着两国关系交集的增加,相互之间的矛盾与摩擦也随之增多。中日之间单纯友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上世纪70年代中日刚建交后的蜜月期今后不会再来。在未来中日关系发展中,有多领域的合作,但更多的可能是在全球层面的竞争,甚至不时还会出现激烈的对抗。因此,我们看待中日关系的发展需要换一个全新的思路,不要期待像过去传统的双边关系说好就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好。随着中日之间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未来中日关系的“友好”内涵可能要也要复杂一点,不能说简单地碰杯和握手就叫友好,也不可认为有一些摩擦就是不友好。未来的中日关系将是一种多种因素并存的状态,有摩擦,有碰撞,同时还有合作。(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本文是作者在察哈尔学会“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研讨会上的讲话)150644436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杨阳环球时报150644436000011["9CaKrnJY79Z","9CaKrnJRTj5","9CaKrnJPc6B","9CaKrnJPc3X","9CaKrnJJSAO"]{"email":"script_silent@huanqiu.com","name":"沉默者"}
中日邦交正常化这45年来,观察中日关系可以简单分为4个阶段:最初的十年是蜜月期,第二个十年以亲密合作为主,第三个十年是合作与摩擦并存时期,之后的第四个十年则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整体而言,中日关系的发展保持了总体平稳,在波折中前行的发展过程。回头看,中日之间之所以能在矛盾中发展主要取决于一下几个因素:首先,从现实观的角度看,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使得双边关系总体斗而不破。最明显的例子是本世纪初,小泉纯一郎当政的6年期间,由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第一次“冰河期”。双方斗得很厉害,但始终没有翻车,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经过几十年的健康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关系。双边贸易持续上升,直到2012年中日贸易达到3450亿美元,日本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二大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中日经济层面的合作除了贸易之外,日本对华投资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日本仍是我引进外资的重要国家之一。还有金融领域的合作,包括日元贷款、政府开发援助等等,形式多样,也给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第二,从历史观的角度看,历史认识问题是制约中日关系发展一个非常敏感的因素。因为在历史问题上,日本社会从来都有相当部分的官僚和学者,甚至包括部分身居高位的政治人物存在着美化战争、否定侵略的“放言”和认识,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客观的认识。笔者之所以认为历史观是稳定中日关系的一个因素,主要原因是中国主流社会对日本关于历史问题的“放言”尽管也有斗争,但整体上还是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采取了把一小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普通民众截然分开的姿态。如果中国人没有这种包容心态,中日这45年可能无法走得如此平稳。 第三,中国人有大局观。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把和平共处作为基本原则之一,中国一贯重视周边外交,重视邻里之间的友好相处。另从中日共在的亚太地区发展而言,中日两国是该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两国国民的根本利益,它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与繁荣都至关重要,因此中国希望有一个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有一个符合该地区多数国家期待的合作关系,这不仅是中日两国的大局,也是亚太地区长远发展的大局。中日邦交正常化45年来,中国就是本着这一理念处理双边关系中的矛盾,确保了两国关系大体稳定的基本格局。那么,我们怎么看待中日关系的现实和未来呢?不可否定,目前中日关系处于建交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困难,同时也必须看到,两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首先,中日经济实力的对比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两国之所以能够拥有蜜月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还是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而日本是身居全球第二大国的高点上。一个经济大国与一个刚刚开始对外开放的国家相处相对容易。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改变,现在中国的GDP已经是日本的两倍以上,最高的时候达到2.7倍,而且这种差距还在快速拉大。对于这样一个实力对比的逆转,日本不适应,中国也不适应,两国矛盾正在逐渐增加。还有一个变化的因素就是,中国的迅速崛起让周边国家感到不安,尤其是日本对中国未来走向持怀疑态度,有人认为中国强大之后会做强亚洲、会称霸世界,也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强大之后很可能会刀枪指向日本,报过去的战争之仇。这种心态当然会加剧两国之间的各种碰撞。此外,必须承认,中日之间还有很多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找到“出口”,比如历史认识问题、钓鱼岛争端问题、领海划线问题等等。基于此,中日关系的未来将是合作中有竞争,竞争中有碰撞,碰撞中有对抗的复杂关系。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不仅是中日老一代政治家的良好愿望,也是多数普通国民的美好愿景。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随着两国关系交集的增加,相互之间的矛盾与摩擦也随之增多。中日之间单纯友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上世纪70年代中日刚建交后的蜜月期今后不会再来。在未来中日关系发展中,有多领域的合作,但更多的可能是在全球层面的竞争,甚至不时还会出现激烈的对抗。因此,我们看待中日关系的发展需要换一个全新的思路,不要期待像过去传统的双边关系说好就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好。随着中日之间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未来中日关系的“友好”内涵可能要也要复杂一点,不能说简单地碰杯和握手就叫友好,也不可认为有一些摩擦就是不友好。未来的中日关系将是一种多种因素并存的状态,有摩擦,有碰撞,同时还有合作。(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本文是作者在察哈尔学会“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研讨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