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K5xya作者:【英】罗思义opinion.huanqiu.comarticle【英】罗思义:西方深陷“新平庸”,中国持续“大发展”/e3pmub6h5/e3pr9baf6到今年为止,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20个年头,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崩溃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过去了整整10年,这两次经济危机不仅仅是历史事件,它们仍在影响着当今国际形势。又适逢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从20年前到今天,中国经济在这两次经济危机背景下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保持了怎样的发展趋势,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概括来说,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都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相比所具有的优越性。有别于西方国家在危机中的惨重损失,中国安然度过了两次危机,几乎没有遭受经济损失。确切地说,在这两场危机中的成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发生于1997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大多数东亚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沉重打击。1998年,韩国经济萎缩6%,马来西亚为7%,泰国为8%,印度尼西亚为13%。危机的连锁反应也令地区发达经济体新加坡和日本出现了经济衰退。西方评论家当时预测中国也将受到危机影响,这一预测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1997年为7.8%,1998年为7.6%,安然度过亚洲金融危机,并未出现严重经济放缓。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自1929年“大萧条”之后源自美国本土的最为严重的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受危机影响,世界经济自二战后首次出现萎缩。所有西方发达经济体至今都未能恢复到危机前的经济增长水平。IMF总裁拉加德将西方国家2007年后的表现称为“新平庸”。在2007年至201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106%。相比之下,美国增长9%,欧盟6%,日本3%。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西方经济体经历的“新平庸”时代二者共同作用,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形势。在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中国的GDP增长率比其他所有国家都要高。在2007年至2016年期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率为44%。这些趋势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双赢”的结果,事实上也印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西方国家生活水平整体下降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改善了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助力世界经济复苏,从而避免危机为中国自身发展带来更大的国际问题。这两次经济危机以最实际的方式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大发展的“秘诀”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经济完全由生产资料私有制主导。以美国为例,83%的投资是私人占有,17%为国有,没有任何大型国有银行可以为私营企业投资提供宽松的融资环境。当美国次级房贷市场崩溃引发私人投资暴跌时,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国家机制可以阻止美国陷入严重衰退。这其实也是亚洲金融危机教训的重演,韩国投资在1997年至1998年间下跌21%,印度尼西亚投资在1997年至1999年间下跌45%,泰国和马来西亚下跌47%。相比之下,中国的国有部门可以在危机发生时保障投资,而强大的国有银行也可以为私营企业提供借贷。中国有超过35%的固定资产投资属于国有。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当其他亚洲国家投资暴跌时,中国的投资在1997年至1999年间增长了22%。在次贷危机期间,美国的投资总额在2006年至2009年间下跌18%,中国则增长了54%。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安然度过两次国际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中国的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共同发展,“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并用,与西方经济体单一的“看不见的手”相比,这一机制更为强大。西方的困境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9.9%,相比之下,西方经济体为2.6%。西方经济体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也为中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在此期间成功达到世界银行界定的“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但由于西方国家在2007年后进入“新平庸”时代,使中国不得不在西方经济增长乏力的国际背景下向“全面小康”迈进。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形势与金融危机前比有多大不同?西方最权威的经济学家清楚,虽然同“大萧条”时相比,2007年金融危机并未带来类似的产量大幅下降,但西方经济体此后的经济增长比“大萧条”后还要乏力。截止至2017年底,西方发达经济体10年内所取得的整体增长低于“大萧条”10年之后的水平。IMF则预测称,到了2021年,发达经济体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将比大萧条爆发14年后的年均增长率低一半还多。下一个五年作为西方经济的正统堡垒,IMF的预测不应被指责为有“亲中”“反西”的偏见。分析IMF的预测可以清楚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十九大之后的五年里,中国仍将面临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的形势。在这种环境中,IMF依然相信中国将在2020年前实现其“全面小康”的目标。预言中国将在2021年或2022年达到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经济体”水平。IMF预测中国经济在2016年至2022年期间将增长7.1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在同期将增长4.8万亿美元。中国将占世界经济增长的28%,而美国为18%,欧盟为16%。也就是说,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乏力不仅对中国造成了直接影响,也改变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5年来在对外政策,全球治理和军事改革方面都提出了成功的倡议,这是国际经济形势与中国国内形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处于“新平庸”时代的西方经济体,无法满足包括中国在内其他国家的需求,带领全球经济向前发展。中国因此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引领作用。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习主席在今年年初出席达沃斯论坛时发表的捍卫全球化的演讲。在美国国内保护主义势力有所抬头的背景下,这些表态和倡议显得更为重要。中国要在西方经济体“新平庸”的背景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成功的国际性倡议,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坚持了这些倡议,而十九大也将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影响。(作者是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由刘杰翻译)150834828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杨阳环球时报15083482800002["9CaKrnK5ojo","9CaKrnK5lcP","9CaKrnK5lcK","9CaKrnK5ggP","9CaKrnK595z"]{"email":"script_silent@huanqiu.com","name":"沉默者"}
到今年为止,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20个年头,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崩溃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过去了整整10年,这两次经济危机不仅仅是历史事件,它们仍在影响着当今国际形势。又适逢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从20年前到今天,中国经济在这两次经济危机背景下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保持了怎样的发展趋势,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概括来说,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都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相比所具有的优越性。有别于西方国家在危机中的惨重损失,中国安然度过了两次危机,几乎没有遭受经济损失。确切地说,在这两场危机中的成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发生于1997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大多数东亚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沉重打击。1998年,韩国经济萎缩6%,马来西亚为7%,泰国为8%,印度尼西亚为13%。危机的连锁反应也令地区发达经济体新加坡和日本出现了经济衰退。西方评论家当时预测中国也将受到危机影响,这一预测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1997年为7.8%,1998年为7.6%,安然度过亚洲金融危机,并未出现严重经济放缓。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自1929年“大萧条”之后源自美国本土的最为严重的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受危机影响,世界经济自二战后首次出现萎缩。所有西方发达经济体至今都未能恢复到危机前的经济增长水平。IMF总裁拉加德将西方国家2007年后的表现称为“新平庸”。在2007年至201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106%。相比之下,美国增长9%,欧盟6%,日本3%。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西方经济体经历的“新平庸”时代二者共同作用,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形势。在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中国的GDP增长率比其他所有国家都要高。在2007年至2016年期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率为44%。这些趋势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双赢”的结果,事实上也印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西方国家生活水平整体下降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改善了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助力世界经济复苏,从而避免危机为中国自身发展带来更大的国际问题。这两次经济危机以最实际的方式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大发展的“秘诀”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经济完全由生产资料私有制主导。以美国为例,83%的投资是私人占有,17%为国有,没有任何大型国有银行可以为私营企业投资提供宽松的融资环境。当美国次级房贷市场崩溃引发私人投资暴跌时,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国家机制可以阻止美国陷入严重衰退。这其实也是亚洲金融危机教训的重演,韩国投资在1997年至1998年间下跌21%,印度尼西亚投资在1997年至1999年间下跌45%,泰国和马来西亚下跌47%。相比之下,中国的国有部门可以在危机发生时保障投资,而强大的国有银行也可以为私营企业提供借贷。中国有超过35%的固定资产投资属于国有。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当其他亚洲国家投资暴跌时,中国的投资在1997年至1999年间增长了22%。在次贷危机期间,美国的投资总额在2006年至2009年间下跌18%,中国则增长了54%。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安然度过两次国际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中国的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共同发展,“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并用,与西方经济体单一的“看不见的手”相比,这一机制更为强大。西方的困境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9.9%,相比之下,西方经济体为2.6%。西方经济体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也为中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在此期间成功达到世界银行界定的“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但由于西方国家在2007年后进入“新平庸”时代,使中国不得不在西方经济增长乏力的国际背景下向“全面小康”迈进。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形势与金融危机前比有多大不同?西方最权威的经济学家清楚,虽然同“大萧条”时相比,2007年金融危机并未带来类似的产量大幅下降,但西方经济体此后的经济增长比“大萧条”后还要乏力。截止至2017年底,西方发达经济体10年内所取得的整体增长低于“大萧条”10年之后的水平。IMF则预测称,到了2021年,发达经济体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将比大萧条爆发14年后的年均增长率低一半还多。下一个五年作为西方经济的正统堡垒,IMF的预测不应被指责为有“亲中”“反西”的偏见。分析IMF的预测可以清楚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十九大之后的五年里,中国仍将面临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的形势。在这种环境中,IMF依然相信中国将在2020年前实现其“全面小康”的目标。预言中国将在2021年或2022年达到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经济体”水平。IMF预测中国经济在2016年至2022年期间将增长7.1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在同期将增长4.8万亿美元。中国将占世界经济增长的28%,而美国为18%,欧盟为16%。也就是说,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乏力不仅对中国造成了直接影响,也改变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5年来在对外政策,全球治理和军事改革方面都提出了成功的倡议,这是国际经济形势与中国国内形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处于“新平庸”时代的西方经济体,无法满足包括中国在内其他国家的需求,带领全球经济向前发展。中国因此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引领作用。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习主席在今年年初出席达沃斯论坛时发表的捍卫全球化的演讲。在美国国内保护主义势力有所抬头的背景下,这些表态和倡议显得更为重要。中国要在西方经济体“新平庸”的背景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成功的国际性倡议,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坚持了这些倡议,而十九大也将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影响。(作者是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由刘杰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