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又到重塑国际权责平衡的时候了

2017-11-20 01:12:00 环球时报 程亚文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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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访问中国期间,没像一些西方媒体期望的那样对中国“开炮”,而是一再表达与中国深入合作的意愿。不得不说,特朗普总统的选择是明智的,如果他的“善言善语”确是内心真实想法,未来也能坚持下去,那么未来数年中美关系将稳定可期。两国将在相互理解中携手共进,不仅为各自未来提供更强保证,也将为有效推进全球治理和形成更加稳定的世界秩序打下坚实基础。

  一些西方人士频繁使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当前世界局势、特别是中美关系现状,但他们用来作为佐证的关于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机理,其实大有问题。这种“新兴者”以不当行为挑战“守成者”、导致国际体系崩溃的命题,没能看到国际体系也应与时俱进。在新的国家性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国际关系增加了新变量后,国际体系还有保持原有面貌的合法性吗?

  两次世界大战前夕,当时主导国际体系的英国霸权已经摇摇欲坠,但英国人本能地维护它的霸权地位。假如当时那些“新兴国家”不“挑战”英国霸权体系,它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很可能是在自身发展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遭遇内部危机。

  凯恩斯是当时对此问题有着清楚认识的少数思想家之一,他看到德国人口已由1870年的大约4000万上升到1914年的6800万,而“迅速增长的人口只有在一国的经济结构进行广泛转型的时候才可能维持。德国从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复杂的工业机器,这台机器的平衡运行依赖于德国诸多国内外因素的平衡”。如果当时的国际体系真有张力,接纳德国成为国际体系的一个新领导者,那么德国因人口迅速增长、工业化快速推进而遭遇的挑战就可能在更大的国际空间中化解,当时国际体系的缺欠也可能在德国的参与下完善,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有关两次世界大战最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英国作为当时主导性国家的严重自私。英国的自私在一定时间内有合理性,因为它提供了一定的国际公共产品,引导了国际秩序并维护了国际和平,但越到后来,英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越显不足,维持国际体系流畅运转的能力大打折扣,在其权利与义务之间严重失衡。那样的一个英国继续维持其霸权地位,就失去合法性了。如果当年英国吸收德日美等“新兴国家”加入对国际体系的变革,而非一味维持自身霸权利益,那么国际体系的就有可能得到优化,两次世界大战也有可能避免。

  进入19世纪晚期,美国、德国、日本等“新兴国家”崛起,它们在寻求进一步发展时都面临复杂挑战,那些挑战无法仅通过本国内部解决,而需更大空间予以化解。同时,这些国家也逐渐生出为国际体系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从20世纪下半叶美国建构新的国际体系, “新兴者”不仅化解了自身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际面临的挑战,还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经历看,在国际体系的转型和演变中,给“新兴国家”提供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互解的空间有多重要。

  国际体系的形成建立在一定的国际契约基础之上。国际契约包含国家可享有的权力和应承担的责任两个方面,其中权力又以责任为条件,当无力承担责任、不能履行义务时,权力的合法性就消失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际,原有国际体系的契约关系——即以往的权力和义务关系,实际已经严重变形,一个新的“全球世界”,亟需重构权力和义务关系。

  一定时期内,一种国际体系会呈现出主导国家的自私性,这反映了当时国家间关系的现实,但它的合理性有时空性。在体系内个别国家发展变化后,原有国际体系就会超载、处理不了新增的国际关系变量。在此情况下,继续片面维持原有国际体系而不改进,当然就会导致国际社会面临“礼崩乐坏”的可能。

  21世纪的今天,某种程度上类似20世纪上半叶的场景。一如当年的英国,二战后为世界提供了更多公共产品、也享有最大权势的美国,在面对更多国家兴起并渴求更大国际空间时,也表现出权力与义务的失衡,即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意愿大幅减退,但仍享有超常国际权势。

  权利和义务本该平衡,今天的世界又到了该调整修订国际契约、重建国际平衡的时候。这个过程不是寻求新兴大国取代守成大国,而是新兴大国要把守成大国无法承担的那些责任部分承担起来,守成大国则要放弃它们该放弃的一些权力。一味守成的世界无正义,一味革新的世界无秩序,既有的国际规则、秩序与守成国家的权势,要在兼顾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基础上,在维护与反对中实现平衡。

  当然,20世纪上半叶的“新兴者”德国所做的选择也是错误的,它过于激进地颠覆了原有国际契约的合理性,给自身和世界都带来的灾难。今天的美国和中国应分别以英国和德国为鉴。就美国来说,不应一味保守以往以霸权为特征的国际权势,而应尽量吸纳中国等新兴国家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共同化解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对中国等新兴国家来说,一味否定美国以往的优势地位同样不可取,美国仍是为国际体系提供公共产品最多的国家。新兴国家在反对美国霸权性权势的同时,也要尊重其作为首要领导型国家的事实,在此基础上争取与美国实现更多更好合作。这种关系如果真能形成,那么眼下这个不断暴露出“向下沉沦”迹象的世界,就有可能重新向上提升。(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责编:赵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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