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正视中等收入群体的“无力感”

2017-12-12 00:25:00 环球时报 张颐武 分享
参与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爆出的一系列事件,如一些民办托儿所、幼儿园虐童;保姆欺凌受照顾的儿童和老人;以及老人被撞后本应负责的“老赖”赖账不负责,令受害人家庭陷入困境等事件,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些事件所涉家庭往往都是收入稳定,基本生活无忧的中产之家,舆论因事件而表现出的愤怒和不安情绪往往超过事件本身。事件所暴露出的状况显示出中等收入群体的某种“无力感”,需要社会加以关注和解决。

  这些年,中国人生活的中产化大趋势,让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准普遍提升。但这一群体又都处在拼搏上升之中,虽然经济上都已有相对较好的支撑,具备了提升生活水准的基本条件,但也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竭尽全力为自己和家庭的更好生活而奋斗打拼。中等收入群体生活的许多方面都需要社会支撑,需要更多的市场或社会服务,需要高效的法律支持。一旦缺少这些支撑,中等收入群体在遇到问题时就会感到无能为力,从而发现自己生活的“脆弱性”。

  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和发展,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要求也变得比过去更高,对生活提升的愿望更为强烈。但目前出现问题的往往是一些意外的风险,是通过付钱也难以化解的问题。比如由社会化服务所暴露的缺失引起的“安全”问题或意外造成的问题。就像那个老人被撞后事主就是不担赔偿责任的“老赖”事件,受害者家庭本来生活还不错,一旦遇到这样的事件,在各个方面都面临危机、陷入困境。这形成了一种深刻的“无力感”。

  应当说,这类事件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有可能出现,但正是中等收入群体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以及理想生活的期许,让这样的问题更为公众所瞩目。 这类问题过去也存在,但受当时发展水平的限制,基本生存保障和温饱还需要努力争取,其受关注度就不会太高。但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这类公众过去往往注意程度不高的问题,变成社会最敏感、最具冲击力的议题。它们一方面是最切身的问题,因为中等收入群体对最切身问题的要求最敏感;另一方面也是最具普遍性的问题,比如对幼儿园状况的担忧引起家长的极大关切,就在社会层面激起更大范围的关注。这就是所谓当代社会的“生活政治”诉求。这种诉求往往是从切己之处引发的,而不是抽象的大议题。每个人似乎都感同身受,也就很容易触动公众的“共同感觉”,从而激发巨大关注。

  因此,这种“无力感”让许多中等收入者感同身受,引起一种“共鸣”。这种“无力感”在于:本来“我”努力打拼挣钱,为家庭和孩子挣出更好生活;本来“我”有更好的向上提升自己的可能性,现在居然发现有这样让人痛切的事情,挣钱或努力都没有办法解决,就更加愤怒和焦虑。“无力感”和生活的“脆弱性”相互叠加,形成这类引发公众聚焦的问题。因此,化解这种“无力感”就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

  化解“无力感”首先需要社会进一步地强化社会治理和法律体系的有效性,并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监管。实际上,中国社会的“安全感”一直相对较强,而现在公众普遍需要的已不仅仅是一般性治安等层面的安全,而是更高层面的安全,这就需要如社会保险或法律有效性等方面的更多支撑。

  其次,也需要社会自身加强建设,中等收入者本身的积极参与,以及更多的中间组织和支持机构等积极迅速地回应公众社会诉求。这里既有政府的责任,也对社会和个人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如在政府的关切之外,各种社会机构的支持、公益事业等也必不可少。社会已经具备努力回应公众社会诉求的基本条件,下一步需要尽快地加强社会建设,在硬件建设之外,更加重视软件建设。

  实际上,如何让社会组织运行更有效率,让人们生活中的自信超越“无力感”是有现实解决方案的。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积极参与共同努力不可或缺。中等收入群体自身需积极努力,在社区等层面上的积极参与对解决问题也有重要作用。公共生活的建设不仅依赖政府,也需要全社会齐心协力。

  同时也要看到,虽然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新平台,但社会仍有其“有限性”。客观地说,与一些发达社会相比,中国社会许多方面的建设仍然存在现实的距离,为中等收入者提供的保障和支撑仍然还有其不足,难免存在盲点和问题,这些也需要让社会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些问题暴露解决了,还可能有新的问题出现。这些暴露的问题其实是发展中的困扰,还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努力。各种新问题的涌现是以新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社会的新状况,需要相对较长时间的努力才可能超越。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正在越来越正视这种“无力感”的影响,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有了坚实的条件和基础。(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

责编:赵建东
版权作品,未经《环球时报》书面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获取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