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福:精神虚浮加剧乡村攀比之风

2018-04-16 00:26 环球时报 王德福

  这些年,不少农村地区攀比之风日盛。房子建得高高大大,即便房间住不满且住的时间不多;红白喜事日益繁复奢华,为了排场热闹甚至引入低俗内容;生活消费领域竞争热烈,比如哪怕一年开不了几天,也要买辆车放着,又如办事摆酒的档次水涨船高,大鱼大肉好烟好酒,宁可吃不了让客人打包“兜着走”。另外,包括过年在内的所有传统习俗和仪式,也都可能成为炫富和攀比的载体,等等。

  合理的社会竞争是农民生活价值的重要来源,也是乡村社会有效的整合机制。不少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他们省吃俭用,面对简陋的劳动和生活环境很少抱怨,也没有产生底层群体的失落感,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为整个家庭的向上流动而拼搏,对未来抱有希望;另一方面则是他们能在村庄的社会竞争中,即时地将自己的劳动收入转化为社会评价,获得熟人社会内生的某种体面与荣光。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年来乡村社会的攀比之风,确实说明农民的物质收入在不断提高,而农村依然具有旺盛的价值生产能力,依然值得他们的情感眷恋与价值寄托。

  但不得不正视的是,当下农村的社会竞争确实也出现了明显的失控之势,它表现为竞争的虚浮化与去伦理化。合理的竞争行为应是在面子需求与实用需求之间形成大致契合,是一种量力而为,而虚浮化则表现为二者的割裂,只要面子而放弃里子。同时,当面子竞争成为农民行为逻辑的主导性动因之一,功利性考量便压倒甚至瓦解了约束行为的伦理规范。虚浮化的攀比,造成农民有限财富的极大浪费,去伦理化的竞争则加剧了乡村社会的分化甚至解体。在发达地区农村,后者表现尤为明显,而在大多数普通农村,前者已相当严重。

  这或许是巨变时代必须承受之痛。在稳定封闭的传统农耕时代,农民财富分化较小,极少数富人的竞争行为并不冲击乡村社会的主流价值。乡村社会的评价体系与农民的价值体系紧密关联,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传统价值理念会引导和约束现实层面的社会竞争,社会评价体系中,建立在稳定预期基础之上的伦理规范也渗透到农民行为的各个层面,“打肿脸充胖子”或明显不合规矩的竞争行为,只会带来恶评。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竞争行为就会相对平和与从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同农民家庭历经代际演变,没准儿到哪一代就会家境逆转,过去在竞争中落下风的农民则可一举挽回颜面。

  巨变时代却容不得这样从容。农村空前的社会流动与开放,农民生育观念和传统伦理文化的转变,导致长久且稳定的预期难以建立,而失去了传统价值理念的引导与约束,现实性的社会竞争就变得时不我待,人们更急于在当下实现社会价值的显化,化解往日的宿怨,抚慰打工的辛酸。同时,绝对强势的城市与现代文化则扮演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不少农村地区的农民在盲目甚至笨拙的模仿和引入过程中,一些粗陋、低俗、假冒伪劣、光怪陆离的东西混杂其中,乡村文化被悄然偷换,乡村风气被逐步侵蚀,农民的精神世界则变得急功近利、空洞虚浮。

  正因如此,重建乡村文明,重振农民的精神世界,变得尤为重要而且迫切。说到乡村振兴,许多人更关心产业兴旺、农民增收,但实际上,乡风文明建设更需关注。所谓乡风文明,就是要重塑风清气正、积极健康的乡村文明,以此来涵养和振作农民个体的精神世界。一方面,政府要延续近来掀起的移风易俗工作,从群众反映最强烈最突出的具体问题入手,认准了就顶住争议,旗帜鲜明,惩恶扬善,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另一方面,通过基层组织将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尤其是将常年在村的乡村精英和妇女老人组织起来,通过红白理事会、老年人协会等形式,因地制宜、百花齐放,探索乡村文化文明建设的新路径。一个全面振兴的农村,必然是一个亿万农民生活富足而又精神饱满的农村。(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责编:赵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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