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西方分裂,欧洲如何把握自身命运

2018-06-15 00:24 环球时报 崔洪建

  如果说刚刚结束的G7峰会给世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什么,那张刷屏各大媒体与社交网络、显示默克尔双手扶桌并与身后站立的英法等国领导人一道围怼特朗普的照片,无疑让全球对美欧之间的严重分歧有了最直观的认识。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的分裂正在多点同时发生并相互叠加。作为西方的核心组合,美欧之间的矛盾存在已久,只不过随着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这种矛盾更加显性化、激烈化。与此同时,欧盟历史上第一个疑欧派政府成立。内外危机还加剧了新老欧洲之间的矛盾。矛盾相互牵连催化,形成了难以逆转和解脱的连环套。欧洲的确面临决定命运的时刻。

  尴尬欧洲

  G7峰会本来被欧洲国家视作在一系列问题上向特朗普施加压力的最后和最好的机会:一来美国在伊核协议、钢铝关税等问题上做出单边决定后,欧洲仍未做出充分反应,就是希望能抓住机会做最后一搏,让特朗普在最后一刻回心转意;二来欧洲在与特朗普一对一的较量中,总难免有势单力薄的感觉,而G7峰会则提供了一个难得的“6对1”的局面。但是,在围攻无果后再无顾忌的互撕对骂中,G7峰会以并不出人意料的,特朗普再次任性、欧洲再次受伤的方式收场。

  在一年前的G7峰会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曾含蓄地说,“我们能够完全依赖别人的时代一定程度上已经结束了”。一年后的今天,她的语言不再含蓄甚至隐含愤怒:“我们不会让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被利用……欧洲确实需要把命运交到自己手中,而不是指望美国的照护。”

  尽管欧洲不再试图掩饰与美国的分裂,并且用痛快的方式发泄了对特朗普积蓄已久的不满,而且默克尔总理有关“命运自主”的说法也已是老生常谈了,但要走出“把握自身命运”的第一步,欧洲仍会发现自己处于无奈甚至尴尬的窘境。

  三重窘境

  如果“大国政治回归”已成为当前国际格局变化的主题之一,欧洲就会发现,试图把握自身命运将面临的第一重窘境:欧洲国家都不够强大,而且欧盟也不是一个国家。

  如果大国政治是一场综合实力之间的全面博弈,英法德等国在综合实力上都难称大国,而寄托了欧洲统一梦想的欧盟则暴露出内部矛盾激烈、硬实力缺乏和行动效率低下等显而易见的短板。特朗普在欧洲面前一再任性的缘由之一,就是他在欧盟范围内找不到值得尊敬的伙伴,或是可与之匹敌的对手,并认定英国脱离、难民涌入之后的欧盟难成气候并难以长久。

  如果欧洲仍要背负着“维护西方正统、捍卫普世价值”的政治包袱,去把握自身命运,那它就会发现面临的第二重窘境: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划界无异于画地为牢,会遮蔽掉捕捉变化的灵锐、错失掉务实合作的机遇。

  试图用自身的价值观去改造周边世界,已经在现实中给欧洲制造出了乌克兰危机、“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北非的动荡,以及如影随形的“俄罗斯威胁”、难民潮和挥之不去的恐怖主义阴影。面向更远的东方,某种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也导致了一些欧洲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这样的历史机遇面前一再犹豫彷徨、裹足不前。

  如果联合自强、欧洲一统是把握自身命运的最后希望,至少在眼前就面临着第三重窘境:来自外部的压力,还不足以让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兴起同舟共济之志;而民粹势力的内外勾连,则已让欧盟饱受“船迟又遇顶头风”之患。

  特朗普政府与欧洲民粹之间的相互借力,已经成了欧洲的心头之患,何况谈不拢、扯不断的英国脱欧仍然是大麻烦,“法德轴心”誓言励精图治,但要重启也依然磕磕绊绊。将传统政党扫荡出局的意大利新政府更成了欧洲的近忧:如果围绕难民问题和欧元债务的争端再起,近来好不容易消停一些的欧洲又将陷入祸不单行的困境。

  自我变革

  为了避免“把握自身命运工程”仓促上马后就陷入上述窘境,欧洲需要通过真诚合作和自我变革,去创造更多有利于自身同时也有益于世界的条件。

  首先,要和其他有志于此的国家一道,更坚定地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和以世贸组织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在美国的威压和利诱面前,一些欧洲国家仍心存侥幸,希望更“善意”地看待特朗普政策或者更“长远”地看待美国的政治变化和政策调整。这样的侥幸和善意除了能带来一些自我安慰的幻觉外,抵挡不住“西方阵营”正成为一个陈旧概念的历史潮流,也改变不了今天钢铝税、明天汽车税等“苛捐杂税”导致自身利益持续受损的现实。

  其次,要学习从文明多样性和包容性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世界的变化方向。欧洲文明发轫并延续至今的历史经验本身就足以证明,建立在生态多样性基础之上的文明具有最为强大的创造性和生命力。当今世界的急剧变化,已经远远超出欧洲传统的认知范围。只有不断吐故纳新并积极适应变化,在彼此尊重、相互借鉴的基础上去寻求合作,才能实现共赢,从而真正把握好自身命运。试图固守自身经验且不思与时俱进,还试图排他性地去“规范”其他地区或其他文明,不仅会让自己故步自封,还会陷入以圆套方的尴尬境地,甚至滑向文明冲突的渊薮。

  最后,需要在多样性、包容性和共同体的基础上去重新找到欧洲一体化的初心和动力。六十多年前发端的一体化,顺应了欧洲当时要实现战后经济重建、避免重蹈覆辙的需要,并在经历了冷战的洗礼后一度繁荣。但区域一体化并无一定之规,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革新,一体化水平最高的欧洲也不例外。在地区和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的今天,欧洲需要在一体化发展方向和民族国家自我意识增强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只有如此,一体化才能重续动力、再获新生。求同存异而非强求一致、和合共生而非几枝独秀,应该成为有益于欧洲实现联合自强从而把握自身命运的圭臬。(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

责编:赵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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