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K9UlK作者:李开盛opinion.huanqiu.comarticle李开盛:话语权之争,中国有机会打翻身仗/e3pmub6h5/e3pr9baf6如果对近两年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进行一个统计,就会发现,它们对西方世界最有权势的领导人——美国总统的批评明显增多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比如修墙、退群、打贸易战等,无不遭到国际舆论强烈批评。也因如此,在国际话语权方面一贯强势的美国开始面临窘境。在维护国际道义基础上提升话语权道义是国际话语权的基础,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虽然国际社会中依然存在强权横行的现象,但各国、各民族间经过无数经验与教训而形成的朴素共识仍然是公理,比如要互助合作,而不能以邻为壑;要遵信守义,而不是反复无常;要尊重弱小,不搞“老子天下第一”那种蛮横套路。美国纵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和“说打谁就打谁”的威慑力,可一旦触犯了这些底线,也不免词穷口拙。客观地看,美国在话语权问题上的态势变化,为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机遇。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舆论忙于“围剿”特朗普,更因为美国的所作所为,反衬出中国一系列政策正好切合国际社会的利益:特朗普到处“退群”,中国却在维持和促进多边合作机制、捍卫全球化;特朗普宣称“美国第一”,中国却在推动旨在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建设、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许中国还有种种不足,西方一些人还会继续寻找各种借口指责中国、甚至夸大所谓“中国威胁”,但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一个被贸易保护主义困扰、政治安全热点仍然丛生的世界,更需要中国这样的声音和作为,而不是那种“特朗普式”的态度和做法。 在维护国际道义的基础上提升自身话语权,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种正当合理的利益诉求。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秩序与公义很多时候要靠大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加以维护。鼓励大国把自身利益诉求与国际社会的切身需要结合起来,利用大国对话语权的诉求,去倡导国际社会期待的道义,这是造福世界的现实途径。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在一些议题上屡被西方舆论批评,在“讲好中国故事”、提高自身国际话语权方面面临困扰。其中当然有技术层面的主客观原因,比如传媒力量的失衡、对外话语的失范等,但也因为西方对中西在道义诉求上的不同侧重进行“刻板印象式”鼓噪和宣传,比如中国一直强调实践层面的公正、发展,但西方为了高举自由、民主大旗,非要夸大中西在道义诉求上的不同,甚至搞成对立。但特朗普的上台,一时间混淆了这一界限分明的格局,不少西方国家忙于围剿特朗普的“大嘴”或对他的一些措施作出应对;在捍卫以自由贸易、相互依存为基础的全球秩序问题上,很多国家也与中国找到了共同话语。谋求提升话语权的持久动力可以说,现在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方面,遇到了一个意外机遇。但要想更好地抓住这一机遇,特别是化特朗普的“神助攻”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持续动力,可能还需以下意识与努力:第一,要充分意识到机遇的相对性与暂时性。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获得这样的机遇,当然与我们的努力分不开,但在当前阶段,更大的原因是来自美国做得更差了。对此我们应有清楚认知,对于做得不好的仍要反思,对需要改变的仍要提高,不可在大好机遇下掩己之过,甚至放大缺点,用一些不合时宜的手段去争取话语权。而且,历史给中国的这次机遇可能不会太长。特朗普不管执政一任还是两任,但他终究会成为美国前总统。一旦特朗普卸任而“特朗普现象”不再,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美国媒体与政府可能会再次团结起来,继续保持西方的国际话语权优势。第二,要更加坚持中国与多数国家历来倡导、因特朗普的失范而突出的国际道义价值,使其成为指引国际社会前进的共时性价值和原则,比如全球化、自由贸易等。这些价值如空气一样支撑着国际社会的运行,如果不面临失去它的风险就感觉不到它的宝贵。在特朗普上台前,世界各国视之若常,正因如此,一直珍惜与捍卫它的主要参与者中国并未受到国际社会额外的关注,直到特朗普政府让他们面临“失去空气的危险”。要避免这种危险加剧,就须大力弘扬这些“空气”的价值,并让全世界充分意识到这些“空气”的脆弱性。同时,不能允许一些国家在“特朗普危机”过后重新对它们视若无物,在话语层面对中国过河拆桥、重新敲打。第三,塑造新的国际道义高地,引导中西走出价值对立及其伴随的话语对立。从长远看,中国的话语权优势不应只建构在反击西方话语霸权的基础之上,这种思维归根到底是对抗性的,不能持久。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优势只能以更广泛的共同价值为基础,走沟通中西的道路。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成为中国外交的主旋律,这些理念所内含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使其完全可成为未来中国话语权的价值基础。目前的关键是,在一个国家间竞争与对立仍然盛行的世界,如何使之成为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且可追求的价值与话语。在这方面,中国的政策设计者与研究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作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153020478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杨阳环球时报153020478000011["9CaKrnK9NmP","9CaKrnK9NmM","9CaKrnK9L3y","9CaKrnK9L3s","9CaKrnK9AVE"]{"email":"script_silent@huanqiu.com","name":"沉默者"}
如果对近两年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进行一个统计,就会发现,它们对西方世界最有权势的领导人——美国总统的批评明显增多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比如修墙、退群、打贸易战等,无不遭到国际舆论强烈批评。也因如此,在国际话语权方面一贯强势的美国开始面临窘境。在维护国际道义基础上提升话语权道义是国际话语权的基础,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虽然国际社会中依然存在强权横行的现象,但各国、各民族间经过无数经验与教训而形成的朴素共识仍然是公理,比如要互助合作,而不能以邻为壑;要遵信守义,而不是反复无常;要尊重弱小,不搞“老子天下第一”那种蛮横套路。美国纵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和“说打谁就打谁”的威慑力,可一旦触犯了这些底线,也不免词穷口拙。客观地看,美国在话语权问题上的态势变化,为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机遇。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舆论忙于“围剿”特朗普,更因为美国的所作所为,反衬出中国一系列政策正好切合国际社会的利益:特朗普到处“退群”,中国却在维持和促进多边合作机制、捍卫全球化;特朗普宣称“美国第一”,中国却在推动旨在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建设、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许中国还有种种不足,西方一些人还会继续寻找各种借口指责中国、甚至夸大所谓“中国威胁”,但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一个被贸易保护主义困扰、政治安全热点仍然丛生的世界,更需要中国这样的声音和作为,而不是那种“特朗普式”的态度和做法。 在维护国际道义的基础上提升自身话语权,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种正当合理的利益诉求。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秩序与公义很多时候要靠大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加以维护。鼓励大国把自身利益诉求与国际社会的切身需要结合起来,利用大国对话语权的诉求,去倡导国际社会期待的道义,这是造福世界的现实途径。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在一些议题上屡被西方舆论批评,在“讲好中国故事”、提高自身国际话语权方面面临困扰。其中当然有技术层面的主客观原因,比如传媒力量的失衡、对外话语的失范等,但也因为西方对中西在道义诉求上的不同侧重进行“刻板印象式”鼓噪和宣传,比如中国一直强调实践层面的公正、发展,但西方为了高举自由、民主大旗,非要夸大中西在道义诉求上的不同,甚至搞成对立。但特朗普的上台,一时间混淆了这一界限分明的格局,不少西方国家忙于围剿特朗普的“大嘴”或对他的一些措施作出应对;在捍卫以自由贸易、相互依存为基础的全球秩序问题上,很多国家也与中国找到了共同话语。谋求提升话语权的持久动力可以说,现在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方面,遇到了一个意外机遇。但要想更好地抓住这一机遇,特别是化特朗普的“神助攻”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持续动力,可能还需以下意识与努力:第一,要充分意识到机遇的相对性与暂时性。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获得这样的机遇,当然与我们的努力分不开,但在当前阶段,更大的原因是来自美国做得更差了。对此我们应有清楚认知,对于做得不好的仍要反思,对需要改变的仍要提高,不可在大好机遇下掩己之过,甚至放大缺点,用一些不合时宜的手段去争取话语权。而且,历史给中国的这次机遇可能不会太长。特朗普不管执政一任还是两任,但他终究会成为美国前总统。一旦特朗普卸任而“特朗普现象”不再,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美国媒体与政府可能会再次团结起来,继续保持西方的国际话语权优势。第二,要更加坚持中国与多数国家历来倡导、因特朗普的失范而突出的国际道义价值,使其成为指引国际社会前进的共时性价值和原则,比如全球化、自由贸易等。这些价值如空气一样支撑着国际社会的运行,如果不面临失去它的风险就感觉不到它的宝贵。在特朗普上台前,世界各国视之若常,正因如此,一直珍惜与捍卫它的主要参与者中国并未受到国际社会额外的关注,直到特朗普政府让他们面临“失去空气的危险”。要避免这种危险加剧,就须大力弘扬这些“空气”的价值,并让全世界充分意识到这些“空气”的脆弱性。同时,不能允许一些国家在“特朗普危机”过后重新对它们视若无物,在话语层面对中国过河拆桥、重新敲打。第三,塑造新的国际道义高地,引导中西走出价值对立及其伴随的话语对立。从长远看,中国的话语权优势不应只建构在反击西方话语霸权的基础之上,这种思维归根到底是对抗性的,不能持久。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优势只能以更广泛的共同价值为基础,走沟通中西的道路。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成为中国外交的主旋律,这些理念所内含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使其完全可成为未来中国话语权的价值基础。目前的关键是,在一个国家间竞争与对立仍然盛行的世界,如何使之成为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且可追求的价值与话语。在这方面,中国的政策设计者与研究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作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