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Ka1Mx作者：程亚文opinion.huanqiu.comarticle程亚文：全球治理理念须匹配时代巨变/e3pmub6h5/e3pr9baf6<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p>今年是一战结束百年，那场导致上千万人伤亡的人间惨剧长期以来受到人们反思，而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又往往将它与之后的二战连在一起，来分析其中的是非曲直。放在今天看，这两场大战实际是发生在同一时代的两场悲剧，有着类似的生成机理，二战不过是一战的延伸，导致后者发生的那些问题，在战争结束后并未有效化解，于是战争在其后不久再度爆发。</p><p><em data-scene="strong">20世纪的全球治理理念之争</em></p><p>引爆两次世界大战的成因很多，一个对今天仍特别有引鉴意义的因素是：在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来临之际，当一个全球性社会逐渐产生时，相应的全球治理体系却没能匹配跟上，结果，新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压爆了疲弱的既有国际制度安排，使得纷争和冲突变得无法抑制。</p><p>一战发生前，经济全球化在欧洲发生逆转，原有的欧洲协调体系分崩离析，世界亟需新的国际制度安排。一战结束后，一些大国曾试图通过建立国际联盟来解决当时的全球性问题，但因缺乏共识，这一机制以失败告终。当时世界的主要大国，也曾纷纷寻找新的国内和国际问题解决方案，美国是威尔逊主义和罗斯福新政、苏联是计划经济与共产主义、德国则是国家社会主义，这些“主义”同时出现，不仅在国家治理而且在全球治理层面，都发生了多种理念或方案的竞争。</p> <adv-loader __attr__inner="7004636" __attr__style="width: auto;position: relative;float: left;border: 1px solid #ebebeb; padding: 20px;overflow: hidden;margin: 10px 30px 40px 0;"></adv-loader> <p>二战后的冷战及意识形态对立，延续了之前全球治理理念间的竞争。以美国为首形成“资本主义集团”，以苏联为首形成“社会主义集团”，很大程度上是对“到底应实施什么样的全球治理”的竞争，因为看到的问题不同，给出的全球治理方案也不相同。美国看到的是缺乏一个全球性贸易体系，因此战后筹划建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新的机构、机制;苏联看到的是一个工人阶级或弱势群体备受侵害的工业化的经济后果，因此力图通过国家与国际制度创新，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p><p>两种全球治理理念和方案有意见重合之处，特别是在全球安全问题上，联合国的成立就是奉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共同协商的结果，这表明，至少在这方面，包括美国、苏联在内的国家存在普遍共识。</p><p>两种全球治理理念所分别强调的问题，同样不仅具有历史真实性，也具有时空延展性。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存在的，而两种全球治理理论的竞争也促进了彼此间的学习，“资本主义集团”不能不注意到“社会主义集团”所重点关注的弱势群体保护问题，因此在战后加强了福利保障体系建设，致力于促进普遍权利;而“社会主义集团”也不能不重视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经过20世纪下半叶的挫折后，到20世纪后期纷纷转向市场经济体系。</p><p><em data-scene="strong">全球治理已需要新方案</em></p><p>全球治理理念的竞争，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主要原因是以往任何一种全球治理理念和方案都有欠缺，需要继续完善全球治理理念，形成新的全球治理方案。冷战结束后，美式全球治理理念似乎胜利了，但这一胜利是短暂的，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英国公投投欧、美国特朗普现象为标志，美国和西方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用以解决自身及全球问题的制度方案及背后的知识体系，已全面遭遇困难。</p><p>围绕“什么才是好的全球治理”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但当前全球治理面对的语境，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下半叶时已极为不同。</p><p>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前后，全球治理理念竞争的基本成因，是由英国和西欧肇始的工业化到19世纪下半叶后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在欧洲被普遍卷入工业化的同时，处于欧洲边缘的俄罗斯以及欧洲之外的美国和日本，也相继成为工业化国家。当工业化串联起一种新的全球经济体系、促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社会”时，不同国家间因市场、资源争夺而引发的纠纷日益严重，因工业生产方式取代农业生产方式而带来的无产者(工人、破产农民等)的被剥削问题也严重凸显。面对这些新的场景、问题与挑战，不仅各工业化国家需要重构国家治理体系，而且需要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和维持。但在当时，对究竟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合适的，却有不同理解，理念分歧巨大。</p><p>转至今日，全球治理的背景已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当下人类的生活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都发生着恍若隔世般的变化。这也使人类生活在部分继承了往昔全球性问题的同时，又面临了以往没有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比如互联网安全的产生、福利制度的瓦解、就业机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等等，工业化时代的任何一种全球治理理念现在都显得捉襟见肘。</p><p>当旧有全球治理体系及背后的知识体系土崩瓦解时，两种现象出现了：一种是回归国家主义，如美国以特朗普主义为代表;二是不同全球治理理念间的新的竞争，“逆全球化”成为话题，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中国提出的新全球治理方案与美国(西方)主导的既有全球治理方案间的碰撞。面对一个技术形态与社会特征都已巨变的时代，无论退回到赤裸裸的国家主义，还是顽固坚持旧的全球治理体系和知识体系，都是错误的。</p><p>中国近几年来提出不少新的全球治理理念，也在对全球治理方案做出新的探索。以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2017年的厦门金砖国家峰会为标志，中国介入全球治理的意愿与深度引起世界瞩目。当全球社会进入新的场景，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积极表现提醒当今世界需要重新思考全球治理，而中国正为此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盘古智库学术委员)</p></section></article>153055020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赵建东环球时报153055020000011["9CaKrnK9Ztc","9CaKrnK9Zt0","9CaKrnK9ZsS","9CaKrnK9WBA","9CaKrnK9Um6"]{"email":"script_silent@huanqiu.com","name":"沉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