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亚非:在大动荡中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

2018-07-23 00:21 环球时报 何亚非

  在世界面临大动荡、大变化、大发展的时代,国际秩序两大支柱,即经济和安全秩序从内部和外部都受到巨大冲击,充满不确定性。

  经济秩序与安全秩序密切相关,亚太安全秩序的破碎和重构,需要放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秩序混乱、亟需调整的大框架内审视。

  当前的全球秩序面临再次调整、重塑,主要特点:

  一是世界格局从冷战“两极”,到美国“单极”;然后随着新兴大国的发展,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成为大趋势,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型;如今“美国第一”支配下的美国全球战略再次向“冷战”回摆,其他大国或者被迫回应,或者从中渔利,导致地缘政治出现巨大混乱,复杂性、危险性大增,出现类似于一战之前的情况。

  中美关系40年总体维持合作斗争并存格局,但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从“战略模糊”(非敌非友)走向“战略清晰”。特朗普上台后,更把中国列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在贸易、南海、台湾等问题上遏制中国明显加强。

  二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博弈加剧,民粹主义在欧美泛滥,政治极端化、排外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盛行,由美国挑动的贸易摩擦和贸易战接踵而来。而资本强势和政府不作为导致的各国之间和一国内部贫富差距扩大,成为“反全球化”主要推手。西方国家尤为突出。

  三是国际规则之争加剧,相对平衡的国际贸易、安全、经济、金融体系遭到破坏,国际新规则制定在地缘政治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又难以顺利展开。在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战狼烟四起中,政治、社会、经济、能源等各领域的跨境、跨地区全球治理都出现难以弥合的裂缝。现有治理架构难以适应新格局、新形势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旧秩序或迟或早的崩溃,国际秩序亟需调整。

  现在看,美国不愿继续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为维护美国霸权,不惜一切手段打压、遏制新兴大国和任何可能挑战美国的国家。美国成为现有国际体系包括亚太安全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和最大变数。

  四是从哲学层面看,世界没解决好文明冲突还是文明融合的抉择。美信奉文明冲突,对美主导的西方文明有强烈“优越感”,极力推广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颜色革命”也好,军事干预也罢,都以“西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为基本推断。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比较容易看清楚亚太安全秩序的主要脉络:

  一是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已成定局。美国从2010年前后开始反思21世纪头十年的得失,认为战略失误严重,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遭遇全球金融危机,软硬实力损失惨重,于是对美国全球战略三大板块做出调整,战略重心从欧洲、中东转移到亚太,真正的目标是中国。这并非美国的战略收缩或回归孤立主义,而是为了世界力量再平衡而主动进行的调整。

  二是中美作为亚太主要国家,从合作与竞争的混合体,逐步走向战略博弈和僵持几成定局,这是一场持久战。当然这里讲的不是战争,而是两国的复杂互动或博弈。我们不能再有幻想,唯有积极妥善应对。

  三是以美国军事同盟为核心的安全架构得以加强,美国“两洋战略”逐步成形,“离岸平衡”与直接军事施压相配合,与中国倡导的“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思路发生严重偏差。

  亚太除了中美两国,还有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印尼、东盟等主要国家和集团,当然也可以把俄罗斯包括进来。把亚太简单看作中美的博弈舞台,就把问题想简单了。

  亚太其实存在多元化的安全秩序,除了美国军事同盟网络,还有中国+东盟、中日韩、“一带一路”、上合组织等形成的区域伙伴关系网络。虽然那些组合更多是经济联系,但许多已把安全合作摆在重要位置,这是国际关系和区域合作的必然。

  接下来就要考虑如何调整亚太安全秩序,削弱对抗,增加合作的问题。

  一是处理好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走到今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中国发展成长为全球大国过程中绕不过去的。关键在于双方能否“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而不是“误打误撞误判”,最后走向全面对抗。

  贸易战的发生来自以“美国例外论”为思想基础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以及特朗普大喊“就业回归、边境回归、美国梦回归”的“美国优先”核心诉求,更反映两国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深层次的矛盾和战略取向的不同。这是不可调和的,唯一可争取的是相互尊重底线。当然,这也不是中国一家一厢情愿能做到的。保持对话,官方、非官方、前政要、智库之间,老百姓之间,经常对话、交流十分重要,千万不能老死不相往来,隔空喊话。

  二是着手构建各种安全秩序相互兼容的混合型亚太安全秩序,而且与构建经济秩序同步进行,相辅相成,互为支撑。

  亚太地区的文明、文化、制度、社会架构错综复杂,我们须从正反两方面看待这个现实。中国提倡集体安全、合作安全的“新安全观”和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值得亚太各国认真思考的新路。欧洲联合试验的欧盟和欧元是全球治理的“特区”,但亚太未必能走欧盟的道路,美国也不会希望亚太走欧盟之路。其实美国对欧盟的发展心里也是很矛盾的。

  三是亚太区域庞大、情况复杂敏感,需从几个层面来构建新的安全秩序,既要有全区域的安全合作平台,也要有次区域、小多边(次次区域)的安全安排,不要图快、图大,一口吃成胖子。譬如澜沧江次区域安全合作已经初见成效,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也已起步,中日韩除经济合作外可考虑试验建立安全信任措施,逐步过渡;中美印、中美日、中美俄各种三方、四方对话机制都可尝试;中等国家也要作出贡献,而不只是在大国之间渔利或押注,因为多层次、多形式的对话是建立安全秩序的基础和摸底,况且亚太安全秩序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成的。

  四是在尚未建立合适的亚太安全秩序之前,亚太主要国家和组织都要采取克制和包容态度,不做任何可能引起局势紧张的行动;同时可利用APEC等现有平台加强一轨、一轨半、二轨的对话,对今后的安全框架和安全秩序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和小范围试验,边实践边修正,为寻找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安全秩序提供范本和经验。

  总之,我们需从战略层面和历史经纬,来分析亚太安全秩序调整和重塑的思路和路径。老子曰:“过去未去,未来已来”。亚太局势在国际格局转换的“过去”与“未来”中跌宕起伏,必然产生许多不确定性和高风险。但越是有风险,亚太各国、特别是中美等大国,越有责任做出探索。在此过程中,美国需要放弃冷战惯性,试着构建哲学家格雷所说的地缘政治和平共处的“妥协办法”。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明多元化是大趋势,亚太安全秩序也终会找到自己的定位,服务于亚太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者是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责编:赵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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