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美国“减税成功”?再等等看

2018-09-18 00:55 环球时报 曹和平

  近一段时间,美国“减税成功”的说法从不同渠道传了过来。当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超过4%的时候,在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声音并持续发酵:中国是不是也该学美国,尽可能多地减税,既能让百姓得到益处,也能让GDP增加,多么两全其美的好事啊!情况真是这样吗?

  为什么不是每次经济下行都减税?

  在美国,里根政府时期(1981-1989)减过一次税,后来被称为“里根经济学”。在里根所处的年代,减税的效果不错,把经济从长达10年的滞胀螺旋中解脱了出来:GDP增速回到3%-5%的增长区间,通货膨胀由两位数降到了6%以下。与此同时,为里根减税提供经济学理论支持的拉弗等三位经济学家的理论组合,也获得了区别于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的总供给学派的美名。

  近40年之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实行一揽子减税政策,将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率从35%降到21%,将个人所得税的7个税段不同程度地减少或增加约1-3个百分点。同时,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超过4%。

  这两件事情传到国内后,使得很多人理解为,正是因为美国政府给企业和个人减税,所以才推动经济增长。这样的好事,中国政府何乐而不为呢?其实,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问一下美国政府:在里根政府减税后近40年的时间里,每当美国经济下行的时候,为什么不实行减税呢?其实,老百姓眼里的减税和作为调节宏观经济的减税是完全不同的。

  对美国而言,减税有相当大的负面作用。第一,减税后税收总量减少了,如果财政支出压不下来的话,工资和其他支出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发债借贷吗?借了债,还要付利息,那不是缺口更大了吗?事实上,美国今天的巨额债务就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这样垒起来的。第二,减税的预期是,在企业源头减税,少交的税收变为企业收益。如果企业将这部分收益变为投资,经济规模增大后,税收的基数就增大。在低税率下,如果能够在更大的税基上收到比以前更多的税收,减税还是可取的。但问题是减税后,很多企业并没有扩大投资。

  通过以上这两点其实可以看出,减税往往会导致财政赤字的增加,而减税后的债务问题也往往需要由后任总统通过“得罪人”的加税来偿还,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如今,特朗普借助在国会中执政党占据多数席位的时机,强行通过了减税法案。但是,特朗普政府的减税会不会给后任总统带来财政负担呢?笔者认为,仅仅靠美国第二季度的数字是无法回答的。

  减税背后的中期选举因素

  美国从1944年开始到1982年,实际上已经施行了38年的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总需求管理确实能够逆经济下行周期操作,让经济恢复到潜在均衡水平,但它也有负面后果,就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每个经济周期后会带来2%的物价上涨。实际上,到198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物价上涨12%,经济增速降到2%左右。显然,总需求管理注重了需求变量,即总投资、总需求、政府采购和进出口,而忽视了总供给变量。当新的经济下行期到来的时候,施行凯恩斯主义的边际收益递减。

  特朗普政府实行减税后,其短期目的已经达到了。一是今年4月减税后,美国第二、三季度的企业采购和居民购物消费增加。二是如果第三、四季度厂商市场和消费市场购销两旺、经济继续向好,那么美国11月份中期选举就能让特朗普巩固选举的基本盘,那些和特朗普观点相同的候选人就能当选,特朗普将从华盛顿的局外人变为局内“大咖”。

  现在国内有些观点认为,不管怎么说,税收降下来对企业和老百姓就是好事。那么,我们不妨看看美国减税的后果,一个年交税1亿美元的企业,税率从35%减到21%后,税收减少了1400万美元;一个年交税10万美元的企业,税收减少了1.4万美元。美国大型企业比小微企业多了1000倍的减税收益。再比如,美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平均收入在8万-20万美元之间,虽然是减税了,但减税后该群体的税率反而上升到了28%-33%不等的几个区段。就像美国民主党人说的一样,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实际上更偏向的是大企业和富裕人群。如果经济增速不能持续,这将是对普通百姓的一次洗劫。

  中国供给侧改革包含减税效果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2016年的38年间,我们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施行了总需求管理。但是,和美国不同,中国的总需求管理获得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每次经济周期下行都没有累积通货膨胀,而是造成了产能过剩。比如,全世界的钢能产量是15亿吨,我国生产了8亿吨,但自己只能消费5亿吨。当世界经济下行的时候,产能过剩就成了我们的经济包袱。这实际上也是多年施行总需求管理而忽略供给侧管理的严重后果。

  在2014年的时候,国内就有“挤泡沫、降杠杆、去库存、释产能”的洞察性观点,后来被总结为“三去一降一补”的大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事实上启动了很多促进生产能转变的政策组合。比如,多个行业的“营改增”、鼓励大众创新与创业等。如果仔细算下来,可能比美国通过减税达到的产业支持力度更大,支持产业结构变化的意义更大。这对处在中等收入最后一段、人均收入越过10000美元的关键时刻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这些林林总总的产业政策加起来,支持经济的发展力度并不比美国小。

  当然,今年以来,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数字技术支持下的金融和产业充分结合,使得税收条件基本好转。但是,请大家谨记,一揽子减税的猛药和任何猛药都一样,尽管有积极的效果,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小,税率不是越高越好,但也绝非越低越好。(作者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责编: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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