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大国竞争的中华文明底蕴

2018-11-06 01:17 环球时报 谢茂松

  美国本届政府自上台以来,不断将中美关系向竞争性的方向阐释,先有在2017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又有彭斯在讲话中称“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意”。中国并不否认大国间存在竞争关系,但中国人所理解的竞争与华盛顿所称的“战略竞争对手”内涵并不相同。

  中国人所强调的竞争首先是与自己争,并不是争第一,也无所谓第一。《礼记·射义》说:“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中华文明在射礼中所展示的竞争之道格局、层次与美式足球所表现出的竞技精神不同,是自己找自己的问题,是办好自己的事,而不是强调竞争的零和性,更不会为自身失败寻找代罪羔羊,将问题推给别国以转移矛盾。

  中国人所强调的竞争是寻找利益交汇点的竞争,是积极的竞争。中华文明以“谦谦君子”为理想人格,讲求用灵活的手段,做各种可能性的尝试,不追求极端。中美经贸摩擦开始以来,中国始终对谈判抱有诚意。对于美国的极限施压,中国都是如孟子所说“仲尼不为已甚者”。

  但是,如果华盛顿瞄准的是中国制造业升级、中国的产业政策,进而是中国的经济制度,将贸易之争上升到科技之争再到制度之争,最后到没有道破的文明之争,企图“遏制”中国发展,中国欲不反击亦不可能。从这个层次上来说,这样的竞争又具备了文明史的整体意义。

  在大国竞争中,文明的底蕴决定了战略思维、制度与人心。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趋于激烈的竞争,不能出错,尤其是不能犯战略性错误。中国人持志定而后心量大,心量大则见识远大。中国的战略思维以深厚历史忧患意识为支撑,作最坏的打算而谋相对好的结果。1945年5月,当时经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全党上下高度团结、统一,军队在抗战中扩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解放区人口达到9550万。面对抗战即将胜利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结论”中,却出人意料地强调要“准备吃亏”,列出可能出现的“十七条困难”,并据此提出应对之策。在列举这些困难的时候,毛泽东批评“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提出“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更要有“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的“精神准备”。

  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正是中国文化历史忧患意识的集中、深刻体现,在忧患中成长的中国人有坚定而毫不动摇的意志力,面对极限环境能够保持高度的冷静、沉着,并清醒、理性地分析、判断形势,不为各种讹诈威胁所动,这种定力与底气也是中国民众的信心所在。

  有怎样的文明就有怎样的人民,文明决定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国巨大的战略纵深,广大民众所具有为子孙后代的牺牲精神,使得中国能够在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次以弱胜强。中国的领导集体与民众上下齐心,更能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在中国发展道路的行远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为何能够成功?就在于中华文明巨大的包容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宗教战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宗教背景复杂,西方一元化基督教文明以及相应制度都很容易与此相抵触。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沿线不少国家在现代史上有共同的遭遇,在自己发展起来后,因为中华文明固有的不忍之心而推己及人,带动他们一同发展,所以能如中华文明的“恕道”所要求的,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在发展中的困难与问题,并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这是有些国家之所不能,而中国之所能,根本上是中华文明的特性所决定的。

  领导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在忧患中成长,在忧患中壮大。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封锁,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打造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统一大市场。改革开放40年,面对新的国际格局,我们有信心在全球化中迎接新挑战。今天面对新的复杂国际形势,中国将在新挑战中锻造民族精神,重新复兴自己的文明。(作者是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秘书长助理、资深研究员)

责编: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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