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欧洲传统政治难以应对中产愤怒

2018-12-06 01:17 环球时报 姜锋

  在内外环境的演变和冲击下,欧洲近年来政治社会危机不断。欧洲传统政治精英们试图从民粹主义和难民等域外因素中,寻找危机的根源和对策,但政治和社会危机依然在加重,不仅法国最近发生持续数周的“黄背心运动”,就连一向被认为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的德国不久前也遭遇近半年组阁难产的困境。

  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欧洲传统政治深陷危机?如果真是民粹主义作祟,又是什么原因促成民粹主义兴起?

  须知,“民粹主义”是欧美精英话语,而那些被划归民粹主义者的人大旗上却写着“我们是人民”。有人可能注意到了,在德国前不久召开的历史学家大会上,“人民”一词被列为需要防范的话语,因为一战后德国“元首”滥用“人民意志”而把国家带入了灾难。但另一方面,欧洲国家传统大党又大都自我定位为“人民党”(中文译为“全民党”),以体现其代表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特征。给人的印象是,当前的欧洲谁是民众、谁代表民众,越来越是个问题了。

  本世纪初,欧盟朝着政治制度一体化方向大步迈进,政治领导人们确定了宪法草案,满怀信心地让民众确认。2005年2月28日,法国议会以91.7%的绝对多数投票赞同《欧盟宪法条约》,但与领导者们的预想相反,法国民众在5月29日的公决中竞以55%的多数否决了这个条约,致使欧盟一体化进程严重受挫,“进入了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冬眠期”。这表明,政治精英们已经脱离他们要代表的民众,91.7%和55%的比差形象展现出人民代表和人民之间的鸿沟。统计数字还显示,投票者中80%的工人和60%的职员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社会中低层形成了反对政治精英意志的联合力量,精英和大众间聚集着强烈的张力,这在欧盟历史上罕见。

  欧洲传统政治步入现今的困境,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一点,是欧洲中产阶层正从社会的稳定基础转变成不稳定的骨干。

  财富减少、职业不稳、社会地位下降导致中产阶层陷入不安。有研究表明,曾被视为欧美社会稳定支柱的中产阶层在过去30多年中不断萎缩。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加速,更使财富加速向少数最高收入阶层聚集,富人们的财富翻倍增长,而广大中产阶层获益甚微,底层收入人群在加大。以德国为例,低收入人群占社会整个财富的比例从上世纪60年代的1/3下降到现今不到1/5。

  稳定的职业本是中产阶层的支撑,但失业率居高不下是欧洲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即便是在经济形势良好、普遍就业的德国,固定的职业岗位也在不断减少。统计表明,德国接近1/3的就业人员从事的是“非典型”岗位的工作,即做小时工、临时工或自谋职业。这意味着就业关系很不稳定,职业正在失去往昔给人带来稳定收入、自我价值实现和社会尊严的功能。有研究预测,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浪潮中,美国近一半的传统就业岗位将面临风险,劳动岗位在失去“不可替代性”,新增就业岗位中90%以上是所谓可替代性岗位,即从业者可以被替代,可有可无,人的价值变得随意、不确定了。毫无疑问,这种趋势或情形在欧洲国家也是一样。

  承受物质和精神等多重压力的中产阶层越来越不安、不满,正从社会的稳定基础变成愤怒的群体。从近年来迅速崛起、被精英层视为民粹主义代表的德国选择党的选民结构看,它不完全是一场青年人的冲动和底层民众对建制的反抗,更是中产阶层的反抗。该党有79%的选民认为自己经济状况好或很好,而且很多党员受过高等教育。

  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鲜有作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执政理念影响,各国政府尊崇效益优先的“小政府”原则,大规模地将公共资本、资源私有化,不仅失去解决社会分配失衡现象的足够财力和能力,也使政府沦为国际资本的“招商人”、投资环境的管理者,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治理国家的宏观、战略意识与能力。结果,传统政治精英们不断承诺又不断食言,不管左右哪一派执政,抑或是左右联合执政,政府都越来越无力解决社会问题,民众则越来越觉得政府无能,官民之间的不信任持久化、阵地化,形成常态化的危机。

  如前所述,法国2005年欧盟宪法条约公投时就已出现中产阶层(职员)和社会底层(工人)“自然”联合,抵抗政治精英的趋势,这样的趋势现今已蔓延到其他国家,包括德国。中产阶层正从过去的社会稳定要素变成社会焦虑不安因素,成为社会抗议力量的骨干。中下层民众对上层精英的不满和反抗被视为“民粹主义”,而反民粹主义或将进一步激化民众的反抗,因为产生“民粹主义”的社会问题并未得到精英层的充分认识和排除,欧洲传统政治已不再适应深刻变化的社会关系,法国当前的“黄背心”运动就鲜活演绎着这一现实。(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学者)

责编: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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