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中国国际环境好转还是恶化

  ——环球时报年会第二议题嘉宾讨论精彩内容摘编

  姜锋: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王海运: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高洪: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

  崔洪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前副院长          冯玉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野野村海太郎:日本驻华大使馆政治部参赞         

  超越好与坏的二元对立思维

  姜锋:如果说2018年外交环境看大局的话,那么2019年则需要重视细节。我认为2019年中国外交环境整体上挑战很多,但机会也不少。2018年里很多不确定的局面将在2019年变得清晰。美国想干什么、特朗普团队想做什么,甚至特朗普团队谁负责对华关系,以前都不是特别清晰,而现在都有了比较清晰的结果。

  在未来一年当中,外交很多工作都将集中在细节上,因为传统外交专业化的界限已经模糊了,原来的一些可能是垂直的,现在则是平衡的了,涉及到贸易、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此外,今后外交工作的细节不仅仅体现在专业的外交队伍,还体现在所谓的外部舆论环境,以及和老百姓的紧密联系。如果说传统外交是精英的工作,那么今后我们的外交工作应该要重视社会舆论的反应、老百姓的意见。

  杨光斌:我个人觉得谈细节、做预测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谈结构、谈理论。世界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逆转。某种意义上,西方说我们的问题是由于中国发展太好引起的。这句话是成立的,为什么呢?1840年,东西方国家工业制造品各占40%,到186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占10%,西方国家占60%。但是,随着世界形势发生的变化,非西方国家工业生产总值占到40%,我想这个比值会进一步扩大,因此这个问题会导致西方“脱实向虚”,这个结构对我们有利。

  刘江永:我认为2018年中国外交环境总体上是向好的,但是局部出现了尖锐的对立,甚至是摩擦。总体向好是相对于2017年和世界的其他地区,比如说欧洲。今年在朝鲜半岛出现了70年以来非常重大的变化,中国与朝韩关系同时改善深化,中日关系也重返了正常发展轨道。

  中国与印度、东盟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今年,习主席与印度领导人有四次会晤,特别是武汉的会晤以来,中印关系走上了对话合作,结束了2017年洞朗危机带来的严重影响。11月,李总理访问了东盟、出席了10+3领导人峰会,不仅促进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与东盟的合作,而且还加强了与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关系。

  过去,我们认为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中美关系搞不好,其他国家关系也很难搞好。但今年美国不仅向中国施压,而且也向欧洲、俄罗斯施压,所以并没有因中美关系的不好而导致我们同其他国家关系恶化。因此,2018年的国际环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野野村海太郎:中国的外交环境是恶化还是改善,我觉得一言难尽。从中日两国来看,至少在氛围上有大大的改善,两国政府首脑的互访,可以说圆满成功了。那么,究竟是中国的环境在改变,还是中国本身在改变呢?我觉得两者是同时进行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以及经济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大家都认同的,日本等其他国家从中国发展中都得到了益处。所以,借此机会我想对中国人民、中国政府表示敬意,推动了这样很大的项目,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也有很多困难,我相信中国政府可以克服这些问题。

  崔洪建:对于明年中国外交环境问题,我认为应该超越好与坏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而且好与坏是带着价值判断与情感分析的。我认为今后应该处理好内与外、大与小、软与硬的关系。这几年,我们推出了很多大的构想,接下来我们需要细化,应该将这些大的构想努力转化为一些务实的东西。大与小体现在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把大事化小,避免经济竞争问题上升为政治安全问题,怎么在大与小之间找平衡,也是对我们的考验。

  现在,除了美国向我们挑起贸易摩擦外,还有一些发达经济体对我们采取软磨。我们怎么在软与硬方面有所平衡,有所选择,根据具体的时间、具体的领域,能够朝着更有利的方向引导。这是接下来决定外交环境与国际环境,是否朝着既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发展的方向的关键因素。

  中国外交应该如何推进

  萧功秦:2018年中国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关系有相当大的改善,在中日关系、中印关系、朝鲜问题上取得的成果可以说出乎预料。但是,我觉得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现在已经进入了40年来,甚至可以说是半个世纪来最严峻的时期。美国政府第一次公开宣布中国是美国的“第一挑战者”,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而且,美国国会两党之间,尽管他们有非常大的分歧,但是在中国问题上前所未有的态度一致,这种情况已经出现。

  不久前,我在哈佛做访问的时候,一个美国学者对我说,今后一段时间,美国国会可能会不断地提出一些对中国的不利法案。另外,一些美国对华友好人士,现在不愿意到中国来,原因是他们害怕在美国被看作是中国的“代理人”。这个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与美国之间,原来半个世纪一直存在的压舱石已经逐渐淡出,在有压舱石的情况下,大问题会变成小问题,都可以通过。但是,没有压舱石的情况下,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这种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然后产生冲突,甚至出现战争。

  事实上,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脆弱的,并且受文化支配,不同文化条件下的理性互动,往往会产生误判与误解,而误判与误解会产生冲突与战争,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因此,我个人看法是,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我们的综合国力还比不上美国,所以应该采取以柔克刚的方式来处理中美之间的问题,通过理性互动来不断发展中美关系。

  冯玉军:现在,有些人讲美国人四处点火,我们要形成“反美统一战线”,但我觉得这样的观点有失偏颇。好与坏是相互转化,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中美关系上,我们确实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但是如果双方都可以展现出政治智慧,在90天甚至未来的谈判里面,就贸易问题、战略安排问题,达成某种共识的话,我觉得中美关系肯定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美国几个重要报告把我们列为“头号竞争对手”,这是否就代表我们要跟美国对着干呢?我不认为是这样的,我们要采取更理智的方法,来避免发生全面冲突。

  王海运:在中俄关系上,我认为必须给予高度关注。俄罗斯不但是我们的最大邻国,而且其大国底蕴非常深厚,经常会产生重大的战略影响。中俄关系在我们的战略全局中比例也是非常大的,如果中俄关系不稳定,40年来沿海开放如何做?当我们面临巨大的霸权压力时,中俄关系如果不稳定,甚至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剑拔弩张,我们就不能放心大胆地实施沿海开放。中俄两国领导人都强调中俄关系是全球战略稳定的压舱石,对两国发展与安全来讲,都是重大的影响因素。因此,搞好中俄关系,对我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外交环境,是非常必要的。更何况两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有广泛共识。

  高洪: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日本是除了我国之外,唯一官方要求使用汉字的国家。这尽管属于文化层面,但也可以说是两国关系一种稳定器。

  2019年的中日关系,我认为会延续当前的改善势头。尽管日本会受到美国的约束,做一些让我们不太开心的事情,但是两国关系会向前走。明年6月,日本将在大阪举办G20峰会,作为东道国自然希望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支持。而且习主席此前明确表示,我们会支持日本举办G20峰会。不过,两国关系发展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相向而行。如果日本慑于美国的政治压力在对华高科技领域合作上打退堂鼓,必将使两国关系倒退。因此,中日关系的改善,我们需在全局高度谋划与塑造,我们要积极作为,中日关系深化与发展是大事也是好事。

  明年会发生“黑天鹅”事件吗

  刘江永:说到“黑天鹅”,我想到我们忘记了一个视角,2019年将是世界各大国国内安全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忘记了在传统的国际格局之外,已经出现了非传统的国际格局,也就是非政府非国家行为体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间发生的冲突,包括国际恐怖主义等。美国国内反恐形势,包括在欧洲出现的难民潮,当然恐怖袭击跟难民潮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们发现冷战后历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起的局部战争,导致极端势力之间的对抗,已经形成了非传统的国际格局,而且没有终点,包括“伊斯兰国”出现,现在还可能反弹,这是最大的“黑天鹅”事件。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实现可持续的安全。这一点很重要。

  杨光斌:我们常常谈大国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我觉得国际关系研究需要转型升级。从世界经济结构角度而言,“黑天鹅”已经出现,它就是中国崛起。过去40年认为和平是必然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其实战争、和平、斗争是世界政治应有的本意。因为过去40年,让很多人变得很胆小,一有冲突,胆小如鼠,这是不符合世界政治的趋势。

  冯玉军:明年“黑天鹅”事件不一定出现在国际之间,更可能出现在不同国家内部。今年普京以76%得票,实现了连任。但是,普京推动的延迟退休改革、提高国内增值税等政策导致其支持率跌到了36%。如果预测明年的“黑天鹅”事件的话,我认为俄罗斯值得关注。如果俄罗斯国内大规模“反普京”示威出现,俄罗斯是否会通过俄乌纷争来缓解国内的政治问题,值得关注。

责编:赵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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