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锋:保护民企重在以法治稳定预期

2019-01-08 00:22 环球时报 支振锋

  经历去年所谓“离场论”的荒腔走板及“原罪论”不甘消退之后,民营企业得到“最高规格”保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两高一部”,各级各地党委政府、法院、检察院近来纷纷发文,为民营企业家提供服务便利和安全保障的“定心丸”。

  如果说国企是共和国筋骨健壮有力的长子,民企则是共和国肌肉丰满圆润的女儿,它们共同构成驱动中国经济发展腾飞的车之双轮、鸟之双翼。手心手背都是肉,《宪法》在规定“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同时,也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因此,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应有之义。

  两高采取的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涉及民营企业行贿人、民营企业家的刑事案件依法审慎采取强制措施,以及对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涉经济犯罪案件,不该封的账号、财产一律不能封,不该采取强制措施的一律不采取;还有落实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有关认罪认罚从宽的规定,对符合改变羁押强制措施的及时改变,对符合从宽处理的案件依法坚决从宽等一系列措施,可以说是对准了民营企业家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安全感焦虑”这个痛处。在经济发展动能转换、迈向高质量发展,同时又面临国际社会单边主义和贸易战威胁的特殊时期,对于稳定民营企业,稳住民营企业家“军心”,当然会起到重要作用。

  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坚持有错必纠,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一批侵害产权的案例”两年多来,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决定对张文中案、李美兰案和顾雏军案三大涉产权案启动再审,并取得初步进展,张文中更是被无罪释放、恢复自由。而仔细分析这些举措,可以发现,采取强制措施中的“审慎”、禁止查封扣中的“不该”、符合改变羁押强制措施中的“及时”以及坚决从宽的“依法”等,最高司法机关既非对民营企业家“法外施恩”,更非授予他们超越法律的“特权”,而是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内,涉及对民营企业家保护得更“坚决”,给予他们的保障更“有力”,能够提供的服务更“便利”。措辞的选择体现了司法机关的慎重,也是其对法治的基本态度。

  从中央到地方提出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客观上来说,的确是由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遇到了困难。这里面固然有经济形势变化导致的经营困难,更重要的还是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和法治保障尚不完善的原因。在某些投融资领域和获取银行贷款等方面,民营企业无法与国企享有同等待遇;特别是,由于民营企业在环保、纳税、贿赂、合规经营等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规范,以及不可避免的业务竞争和经济纠纷,也使得民营企业经营面临更大的法律风险。尤其是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大环境下,不少民营企业家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安全感焦虑”。因此,通过党政机关释放宏观利好政策,公检法更好为民企提供司法保障,显然有给民营企业家提供安全定心丸和稳定预期的作用。

  客观上讲,宏观环境和司法保障上的利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其功用。只是,这种在特定情况下密集出台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政策的行为,在“依法”进行的前提下,体现了我国政治体制和司法机制的灵活性,但也可能带有各级党政部门意志以及指示、批示、文件理政的特征,可能从另一侧面体现出公权力对法律所具有的干预力量。法律、指示、批示、文件均为法治社会所不可或缺,但应该各司其职;指示、批示或文件能够高效率地解决问题,但其中所蕴含的权力意志,可能会给法律的权威带来影响。这也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原因。在部分地区出现的政府为困难民营上市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等股价上升后,民营企业家却套现逃离,原因也在于此。

  因此,解决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和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焦虑”,不但在于能提供更多“利好”,更在于以科学民主的立法、透明规范的执法、阳光公正的司法等法治框架,为他们提供的稳定预期。(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赵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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