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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工业化与新工人的未来

2012-10-16 10:15 南风窗 我有话说 字号:TT

  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农民的出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远的不说,近的就有亚洲“四小龙”。

  然而,从1978年算起,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了30多年,有户籍农民却由7亿增加到了9亿多。2008年,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袭来,中国2000多万“农民工”一一新工人不得不返回农村,重新做农民。

  中国依然是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饭吃”一一“供大于求”,农民不穷都难啊。

  中国必须减少农民。

  假如中国真的像发达国家一样,只有10%的农民了,8亿农民进城成为了“农民工”或者市民,那会怎么样呢?

  世界上发达国家不到6亿人,中国、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数十亿人。数十亿人为6亿人“搞制造”,“供大于求”,“农民工”不穷也难啊。这和“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农业一一越搞越艰难”是一个道理。

  发达国家制造业100元GDP有7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业100元GDP只有3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工”收入这么低,“农民工”何以市民化呢?假如将来中国城市里生活着8亿多月工资只有2000元的“农民工”,农村8亿多农民问题转化成了城市8亿多“农民工”问题,那会是什么局面?

  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中国必须让农民尽快尽多地变为工人或市民,否则,中国的农民是没有前途的。但站在全球的角度思考,中国农民转变“农民工”越多越快,全球性“中国制造”过剩就越严重,中国“农民工”就会越“制造”越穷。中国的“农民工”一一新工人是没有前途的。

  假如中国不减少农民,农民问题会更加严重一一中西部问题;假如中国农民转变为“农民工”越多,中国“工人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一一东部和城市问题。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中国拐点”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和劳动力总量占全球的1/5强。全球一般制造业一直是梯度转移的。在中国进入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历程之前,全球一般制造业的格局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中国加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之后,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一一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转变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了。

  在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中国拐点”之前,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70元,在工业化中后期基本可完成城市化,即85%以上的农民转化为市民,社保、医疗、教育、生态等现代化水平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可是,“中国拐点”出现之后,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35-40元了,因此,我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搞了快30年了,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了,但有户籍的农民数量还有9.4亿,比30年前还多出2亿多,社保、教育、医疗、生态等现代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亚洲“四小龙”及更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即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

  这就是制造业全球梯度转移进程中的“中国拐点”出现之后的重大改变,因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力报酬大大低于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农民转化为市民的速度大大延后,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进而导致内需不振,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中国现代化陷入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工业化”的陷阱。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战略解决不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民工问题。

  不能重复1997年的故事

  中国现在怎么办?这是中国当下要回答的重大问题。

  中国现在的思路大体上是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思路:一方面,大幅增加政府财政投资,维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增加就业,维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采取出口退税、增加流动性等多种措施,帮助东南沿海出口企业度过难关,期待在短期内重新走上快速增长轨道。中国现在采取这样的应对策略,主要基于两个基本判断:第一,全球金融危机很快过去,外需很快就会恢复并持续增长,东南沿海很快会承担起“火车头”的作用;第二,“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可以帮助中国整体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

  但这两个判断的现实基础正在改变。

  第一,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危机,本质上与全球金融海啸关系不大,是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的必然现象,东南沿海“出口拉动型”模式不可持续;第二,“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在亚洲“四小龙”之后,再不可能帮助大型国家整体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了。

  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1997年,正是中国“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步入旺盛时期的初始阶段,现在是“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收尾时期。如果中国采取1997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办法,只会增加更多的产能,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危机,会造成长时期的“通缩”和更大的“经济危机”。不仅不能率先走出低谷,有可能在别国走出低谷肘,我们正好走进低谷。

  退一步说,即使美国等发达国家走出了低谷,也不必然中国就恢复2007年的增长速度,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不一定偏好中国的制造产品,可能更加偏好越南、印度等国的制造业产品,甚至扶持朝鲜发展制造业替代中国的制造业。这都是可能的。发达国家有太多的选择,何况中国沿海的制造业已经失去了低成本优势。

  防止“海口化”

  低增长不完全是坏事。日本在低增长下发展了近30年。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沿海地区应对危机是非常珍贵的。

  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在随后的近20年中,也出现了"倒闭潮"和"失业潮"。近30年来,日本一直是有步骤地向海外输出产业、资本、技术、管理、人才等,变日本经济为全球日本人经济。尽管日本国内经济一直处于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状态,但并没有因为经济低增长或负增长,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继日本之后的亚洲“四小龙”,最近10年,产业和资本等也一直在向外转移,同样,亚洲“四小龙”并没有出现十分严重衰退,资本积累快速上升,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为什么向外输出产业和资本等,可以帮助本土度过危机呢?因为“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是阶段性的,实现城市化、现代化后“出口拉动型”战略就没有意义了。产业和资本不向更落后的地区转移,必然会“倒闭”。而主动向更落后的地方输出过剩的产业、资本、品牌、技术、管理和人才(包括熟练工人),利用他国的土地、劳动力、资源能源、环境等创造价值,获得的是“绿色收益”(将污染留在了他国)。这是变“本土经济”为“非地经济”,虽然可能导致沿海GDP增长放缓,但沿海人的财富积累会加快,资本积累会加快,更有利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今天面对的问题,和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是同一类问题。要重点研究日本90年代以来是怎么走过来的,一定要将有限的财力用在社会升级和生态升级上(包括环保产业发展)。

  1990军前后,海口和北海是中国仅次于深圳的高速增长区和区域发展龙头。可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海口和北海开始走下坡路了,从此一蹶不振,十几年来几乎被人遗忘了。

  海口和北海为什么一蹶不振呢?这是值得危机之中的温州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深入研究的。一栋“烂尾楼”要修起来,可能只需要数百万,但往往十几年之后也无人接手“烂尾楼”的修建,为什么?不是因为拿不出数百万的钱,是因为与“烂尾楼”相关的经济关系“紊乱”了,要理顺“紊乱”的经济关系,需要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数百万付得起,但时间和精力往往耗不起,“烂尾楼”的背后是经济关系“烂尾”了。

  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地区或城市),经济增长速度突然慢下来,应对不好,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烂尾楼”,从而导致经济关系大面积“紊乱”,甚至导致整个经济体(地区或城市)变成一个“烂尾楼”。整个经济体变成了“烂尾楼”,可能是数月之间的事,但重建“烂尾楼”可能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新工人的未来

  东南沿海的很多城市政府,现在手上是有财力的,也可以调动巨大的财力。这些可用的财力非常宝贵,用对了,可以帮助走出困境;“瞎折腾”,就会加速“海口化”、“北海化”。东南沿海很多城市政府视农民工为包袱,异口同声高喊“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就业”。这恰恰会加速“海口化”、“北海化”。

  为什么吸纳人口和提升社保水平可以防止“海口化”和“北海化”呢?这是因为,“制造业外移”后,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是深化服务业。一个城市的社保水平越高,服务业升级就越快。服务业升级越快,人气就越旺,房地产等财产性收入就会稳步增长。如果一个地方制造业外移,同时人口大幅减少,就会出现财产性收入大幅下降,企业和居民就会出现“负资产”,银行就会出现坏账等等就会出现经济关系“恶性循环”。不仅会出现“烂尾楼”,整体经济关系都会出现“烂尾”。这就是海口化和北海化。

  东南沿海政府现在手上的财力,要重点用在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上;用在闲置厂房改居民楼上,用在农民工市民化上;用在环保事业上;用在成立资产信托公司,盘活存量资产,防止经济关系恶化上。不是向中西部政府和中央政府呼喊“农民工返乡”,而是要向中央要政策,安置农民工,将农民工变为市民。

  未来30年内,中国人口高峰不会低于15亿,中国如果像先发国家一样现代化,农民占人口的比例低于10%,城市要生活13亿多人,农民只有1.5亿人。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速度惊人的快,很多资源已经不得不依赖国际市场了但农民数还增加了2亿多,总量高达9亿多。即使今后每年城市化1500万人,再过30年,中国的农民数量可能也不会低于5亿,如果低于这个数,除了资源供应会严重短缺外,社会稳定也难保证。30年后,城市市民10亿人,农村(含乡镇)居民还有5亿多人。

  乡镇以下的农村要留住5亿多人,并过上和市民差别不大的“幸福生活”,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所在。农民不能一股脑地进城,应该有序进城,进城的生活水平和没有进城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这就需要安排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作者 李昌平)

责任编辑:梁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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