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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元:中日民族根性与表征比较之二

2012-11-08 10:07 环球网 我有话说 字号:TT

  中国对于日本民族的决策定位,既应把它当作一个认真的对手——与之较量或要最终制服它、重新理顺或恢复中日在历史上的位置;又应把它当作一个切实的朋友,与之切磋,取长补短,加快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这应成为中华民族对日方针的顶层长远决策。

  以公认的最早的文明治理形态上古埃及文明为起点,人类迄今已有近7000年的生活进程。一个国家的生活品质与发展速度,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个国家的治理品质。这也正是中国从三皇五帝、周文王、孔子与老子等圣哲开始便不懈追索的内在动因。但是,中华民族直至20世纪80年代,相比较于欧洲文明,在国家治理模式的求索上仍存在重大不足。这主要表现为或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长期没有根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在生活现实及心理上的分界甚至对立;第二、没构建起民族经济综合实力发展的根本国家体制,基本上是围绕个人或家族财富的积聚为目标导向,以至于国家发展往往是由被动推进,急迫多于主动规划,因而也常常显得国家理性的不足甚至严重缺失;第三、无视世界其它民族经已迅速发展的现实。这样三个方面的“瑕疵”,便最终导致了中华民族与近代欧洲的距离越来越远,19世纪下半叶以降被西方列强与日本一击而溃。而日本恰恰就是在这一过程中,选择了与中国截然不同的西方发展模式,并迅速崛起。

  就中国而言,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当时国家存在三股政治主张:一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假革命真复辟的旧军阀;一是民主革命派孙中山;一是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潮。随后,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乱与动荡,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但新中国建国之后,动荡不安并未很快消除。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邓小平才果决地紧紧抓住了“民生”这个国家根本,开始踏上了治国理政相对理性的探索。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懈追求进步的民族,所以,更应克服自己的发展瑕疵,调整自身的利益局限,不拒绝任何一个民族的先进之处,哪怕是对手的。对立关系从来就是一个变量。中华民族要养成一种“惟真理是瞻”的真诚、谦逊的民族文化品质。在真理面前没有耻辱,相反,拒绝真理既无前途也必然蒙羞。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资金流失不过是一丁点眼前利益的丧失,人才流失才是一个国家创造能力的减损。而人才的归聚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人才使用环境,及其以公平与正义为内核的社会治理秩序的构建。公平与正义的畅行应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如果中国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的话,“公平与正义”就是那张“圣旨”。

  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应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必然规律相吻合。人类的文明进程——无论是埃及、希腊、波斯或罗马文明,尤其是玛雅文明的兴衰——无不在向我们展示一幅幅极具启示意义的发展景象:现有阶段人类的文明进步离不开强大军事力量的自身保护。这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对内须理顺国家生活与发展秩序,切实构建每个公民拥有法律保护的良好环境,以谋求民族与国家之强;对外构建有具备以进攻制胜力量为主导的军事防御体系。中国惟有这两者同时发展,和平发展崛起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作者黄元系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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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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