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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在舆论“重压”下应冷静思考

2012-11-24 09:46 环球时报 我有话说 字号:TT

  毕节儿童死亡事件震动全国,当地政府和学校的八名领导被免职。此举无疑有助于应对汹涌的舆情,但我们更应该思考:我们是冷静思考、通盘安排,不因一时一事而轻易变更好,还是因为舆情压力就朝令夕改以至于顾此失彼、无所适从好?

  毕节当地曾深陷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经济贫困的生存困境之中,20余年前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试验区”,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还远远达不到富裕的水平。根据毕节市2011年统计公报,去年该市地方财政收入仅有117.07亿元,财政支出则有283.80亿元,即59%的财政支出要依赖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在这样的窘境下,毕节市当地党政领导部门仍然对民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表现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直接的民生支出项目占比较高,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教育支出占比尤其高。

  根据这些数据,要说毕节当地政府不够重视民生、不够重视教育而导致此次不幸事件,未免苛责。相反,为了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做的不应是在“民生”旗号和特定事件舆情压力下把有限财力分光吃净,而是要加大经济发展投入。归根结底,倘若经济不发展,办民生事业钱从何来?

  毕节市堪称人口流动和留守儿童问题的典型样本。根据该市2011年统计公报数据,毕节户籍人口中有200万人因外出打工等原因常住外地,占户籍人口总数的23%,当地留守儿童问题之严重,也就可想而知了。做好儿童保护、教育、救助工作,是当地乃至全国面临的长期挑战。

  回想一下,由于当年的孙志刚事件,收容制度一时成为千夫所指而遭到废除,笔者当时看法也不例外。现在,不少人觉得废除强制收容、搞救助制度是个好办法,如有学者认为,要避免此类事件发生,政府就要在社会救助体系上做功课,比如建立严密的社区管理制度,在发现流浪儿童后,送到现有的救助站。倘若不用考虑资源约束和当事人意愿,这样的想法貌似不错,但在这样贫穷的地区,救助站经费从何而来?有几个人、特别是年轻人会愿意把这当作一份有前途的全职工作而投身加入?即使设立了救助站并找到了工作人员,类似毕节死亡儿童那样的逃学少年们连学校都不愿意去,会自愿寻求救助吗?而没有强制性收容,救助机构在这几个娃娃出事前敢主动要他们接受收留吗?再考虑到其他因素,整顿原来的收容制度是否比不分青红皂白废除更合理?

  此外,毕节儿童死亡事件的发生,其父母生育过多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因为死者父亲兄弟三人竟然生了14个孩子,才无法履行起码的监护责任。尽管内地汉族地区有必要认真探索适度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但在包括毕节市在内的边远地区,确实需要加大力度劝导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节制生育了,这样才能突破“越穷越生,越生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作者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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