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X2hp作者:劳木opinion.huanqiu.comarticle回应网友:忆50年前的大学生活/e3pmub6h5/e3pmub75a半个月前,我写过题为《忆50年前高考,让人流泪》一文,得到网友们对我的的谬赞和鼓励,在此表示谢忱。有的网友希望我写写50年前的大学生活,也有网友对“只有困难同学才享受助学金”的说法提出质疑。 首先要说,这些网友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上大学一分钱也不用个人出,一切费用国家全包。到我们1959年入学时,也沒有交学费、住宿费一说,但饭费要自付,家境困难的可以申请助学金。助学金分三等,一等每月17·5元(内含零用钱4元),二三等依次递减5元。我们班40个同学来自9省二市(北京和上海),从各省来的全是农家子弟,享受助学金的比例很高。当时国家百废待兴,但舍得为教育花钱,正是这种对先人“有教无类”教育理念的实践,使我们这些穷孩子才有机会走进高校大门和完成学业。 大学5年,碰上“3年国家经济困难”。这种状况在校园的直观反应是:不少学生穿打补钉的衣服。当时买衣服要凭布票,许多同学将每年发给的1.8丈布票如数上交,以帮助国家减轻负担。我和部分同学3年没添过新衣服,只能靠缝缝补补。适应这种需要,学校裁缝店准备了不同色彩的碎布头,尽量减少补钉与旧衣服的颜色反差。穿着前后都打补钉的裤子走在校园,一点不觉得自卑,也不会受到蔑视和嘲笑,师生们的心理都很阳光。 物质生活虽然匮乏,但文化生活却相当丰富。一是放电影多,周六晚上两场,周日晚上一场。星期六下午各班文娱委员到校学生会文体部领票,分到各个寝室,一个房间七八个人每场电影可分到三四张票,上海同学基本上周末回家,我们外地同学只要想看,人人都有机会。奇怪的是,电影以外国片居多,按数量排序,依次为苏联、东西欧、拉美、埃及和印度。影片大都好看,有些片名至今记得,像《战争与和平》、《列宁在1918》、《攻克柏林》、《华沙一条街》、《好兵帅克》、《冷酷的心》等等。也有不好看的,像《叶甫盖尼·奧涅金》,冲着普希金的大名,礼堂的过道里破例地站满人。但枯燥冗长单调的歌词和唱腔让观众受不了,开场10分钟,开始有人离场,演到一半,观众走了一半,电影演完,观众己所剩无几。学生们以直觉判好孬,不随大流,盲目崇拜。 二是有听不完的各色讲座。复旦那时有十来系,除文史哲系科,生物、物理、化学和原子能系也竞相举办讲座,吸引人的海报贴满布告牌和学生宿舍门口。时间一律为下午4时半至5时半。演讲者有中青年教师,也有知名教授。认人佩服的是,他们大都能将枯燥乏味的知识讲得令人兴趣盎然,把抽象的东西讲得生动具体,通俗易懂,打破了隔行如隔山的障碍。其时正提倡记者应是杂家,这更激起我听各种讲座的兴趣。此类跨界讲座,对学生知识结构的构建,目光和思路的拓展很有裨益。这是综合性大学的优势。我曾就此写过一篇微博,点击量出人意料地高达303万,可见大家对此的认同。 另外,学校每学期差不多都要组织文娱会演,各系选送节目参加比赛,偶尔也请明星捧场。有一次请到了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她的一首《小夜莺》悠扬宛转,高音炫技,让我第一次知道啥叫花腔女高音,也永远记住了周小燕这个名字。还有一次请的是才旦卓玛,那时她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正崭露头角。陶醉于天籁之音的观众用极热烈的掌声和喊好声,逼着她唱了14首歌。对这位天才歌者我们很多同学至今存有认同感和亲切感。 作为新闻系的学生,更值得回忆的是两次校外业务实习。二年级时到上钢五厂办厂报。小部分同学当编辑,负责约稿、改稿和版面编排,大部分人分到车间,在跟班劳动中发现线索,采写稿件。在新闻战线初试身手,大家激情四溢,在半年时间里,将《合金钢报》办得有声有色,成为小有名气的专业报纸。另一次是毕业前一年到上海和周边省市报纸实习。开始时是由老记者带,随后是自己闯。这次实习很像是正式走上新闻单位的前哨战,是对个人知识储备和从业潜力的检验。大家收获不同,感受有异,但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新闻学是实践学,光学不写当不了好记者。 有一件事似乎值得一提,刚入学时同学们意气风发,提出对十八九世纪西方经典作品中的人道主义进行批判。中学时很少人接触过这类书,有些书图书馆禁止出借。要做成这件事根本不具备必要的能力和条件。果然,在经过不少个“挑灯夜战”之后,不了了之,或者说以喜剧的结局收场。此事给大家的教训是:人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干不自量力的事。(劳木) 147105150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王一环球网147105150000011[]
半个月前,我写过题为《忆50年前高考,让人流泪》一文,得到网友们对我的的谬赞和鼓励,在此表示谢忱。有的网友希望我写写50年前的大学生活,也有网友对“只有困难同学才享受助学金”的说法提出质疑。 首先要说,这些网友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上大学一分钱也不用个人出,一切费用国家全包。到我们1959年入学时,也沒有交学费、住宿费一说,但饭费要自付,家境困难的可以申请助学金。助学金分三等,一等每月17·5元(内含零用钱4元),二三等依次递减5元。我们班40个同学来自9省二市(北京和上海),从各省来的全是农家子弟,享受助学金的比例很高。当时国家百废待兴,但舍得为教育花钱,正是这种对先人“有教无类”教育理念的实践,使我们这些穷孩子才有机会走进高校大门和完成学业。 大学5年,碰上“3年国家经济困难”。这种状况在校园的直观反应是:不少学生穿打补钉的衣服。当时买衣服要凭布票,许多同学将每年发给的1.8丈布票如数上交,以帮助国家减轻负担。我和部分同学3年没添过新衣服,只能靠缝缝补补。适应这种需要,学校裁缝店准备了不同色彩的碎布头,尽量减少补钉与旧衣服的颜色反差。穿着前后都打补钉的裤子走在校园,一点不觉得自卑,也不会受到蔑视和嘲笑,师生们的心理都很阳光。 物质生活虽然匮乏,但文化生活却相当丰富。一是放电影多,周六晚上两场,周日晚上一场。星期六下午各班文娱委员到校学生会文体部领票,分到各个寝室,一个房间七八个人每场电影可分到三四张票,上海同学基本上周末回家,我们外地同学只要想看,人人都有机会。奇怪的是,电影以外国片居多,按数量排序,依次为苏联、东西欧、拉美、埃及和印度。影片大都好看,有些片名至今记得,像《战争与和平》、《列宁在1918》、《攻克柏林》、《华沙一条街》、《好兵帅克》、《冷酷的心》等等。也有不好看的,像《叶甫盖尼·奧涅金》,冲着普希金的大名,礼堂的过道里破例地站满人。但枯燥冗长单调的歌词和唱腔让观众受不了,开场10分钟,开始有人离场,演到一半,观众走了一半,电影演完,观众己所剩无几。学生们以直觉判好孬,不随大流,盲目崇拜。 二是有听不完的各色讲座。复旦那时有十来系,除文史哲系科,生物、物理、化学和原子能系也竞相举办讲座,吸引人的海报贴满布告牌和学生宿舍门口。时间一律为下午4时半至5时半。演讲者有中青年教师,也有知名教授。认人佩服的是,他们大都能将枯燥乏味的知识讲得令人兴趣盎然,把抽象的东西讲得生动具体,通俗易懂,打破了隔行如隔山的障碍。其时正提倡记者应是杂家,这更激起我听各种讲座的兴趣。此类跨界讲座,对学生知识结构的构建,目光和思路的拓展很有裨益。这是综合性大学的优势。我曾就此写过一篇微博,点击量出人意料地高达303万,可见大家对此的认同。 另外,学校每学期差不多都要组织文娱会演,各系选送节目参加比赛,偶尔也请明星捧场。有一次请到了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她的一首《小夜莺》悠扬宛转,高音炫技,让我第一次知道啥叫花腔女高音,也永远记住了周小燕这个名字。还有一次请的是才旦卓玛,那时她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正崭露头角。陶醉于天籁之音的观众用极热烈的掌声和喊好声,逼着她唱了14首歌。对这位天才歌者我们很多同学至今存有认同感和亲切感。 作为新闻系的学生,更值得回忆的是两次校外业务实习。二年级时到上钢五厂办厂报。小部分同学当编辑,负责约稿、改稿和版面编排,大部分人分到车间,在跟班劳动中发现线索,采写稿件。在新闻战线初试身手,大家激情四溢,在半年时间里,将《合金钢报》办得有声有色,成为小有名气的专业报纸。另一次是毕业前一年到上海和周边省市报纸实习。开始时是由老记者带,随后是自己闯。这次实习很像是正式走上新闻单位的前哨战,是对个人知识储备和从业潜力的检验。大家收获不同,感受有异,但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新闻学是实践学,光学不写当不了好记者。 有一件事似乎值得一提,刚入学时同学们意气风发,提出对十八九世纪西方经典作品中的人道主义进行批判。中学时很少人接触过这类书,有些书图书馆禁止出借。要做成这件事根本不具备必要的能力和条件。果然,在经过不少个“挑灯夜战”之后,不了了之,或者说以喜剧的结局收场。此事给大家的教训是:人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干不自量力的事。(劳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