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木:她14岁入党,大半生屡遭不幸

2017-04-14 16:31:00 环球网 劳木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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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刊于本周人民日报“金台唱晚”视频

  上个月,在我写的《人民日报社首位殉职异国的驻外记者——钟逢准》一文中,曾有一张配图中有李冬柏,报社有老同志认出了她。这让我记起这位去世近20年的国际部同事。她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报社同志中入党时年纪较小的一位,也是报社离休干部中很年轻的一位。回顾她的一生,早年有过闪光的岁月,但大半辈子屡遭磨难和不幸。

  少女时代的李冬柏,追求革命,积极上进,12岁便参加我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加入其外围组织民联,后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分配到北京市委组织部。她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想上学的念头很强烈,在休病假期间没向组织报告,一个人去哈尔滨打听考学的事,其时他父亲由北京调到该市工作。领导很不高兴,批评她自作主张,无组织无纪律,而李冬柏年少气盛,不肯承认错误。1950年底,单位党组织决定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结论是“政治上幼稚、严重的自由主义”。

  凡知道此事的人无不为老李感到惋惜,也认为这处分未免过重。但一切都无可挽回,老李到老也未能回到党组织。按规定,被党组织“除名”者重新入党要难得多。

  这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好在李冬柏性格刚强开朗,并没有一蹶不振。1951年,她舅舅托人请当时知名作家草明帮李冬柏在东北联系个学校,因当时学校不招生,便介绍她去《东北日报》做见习记者。几个月后,经组织批准,她考取了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振作精神、勤奋好学的她,两年后又转到沈阳俄语专科学校继续深造。1954年因爱人调北京工作,她转学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1956年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先后在资料组、地区组任资料员、翻译和编辑。工作顺心,生儿育女,日子过得幸福平静。

  岂料命运再次跟她作对。1958年10月17日,由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率领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应邀访问阿富汗埃及(当时埃及已与叙利亚合并,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他们乘坐的图—104客机在苏联卡纳什地区失事,机组人员和乘客全部遇难,代表团成员中就有李冬柏的丈夫刘仲平,人民日报文艺部一位年轻有为的编辑。调到人民日报前,他任《东北日报》文艺组组长。丈夫的猝然去世,留给李冬柏一双年幼的子女和无尽的思念与慌乱。

  在报社同仁的撮合下,老李再婚,但爱人在天津上班,夫妻长期分居两地,情感隔阂,更难有琴瑟和鸣,数年后终于分手,他们的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让老李长年牵肠挂肚。

  刚到国际部时,李冬柏给我的感觉是洋气、清高、不好接近。一次跟她外出采访,改变了我的这一印象。那次是去北京一家工厂为“工农兵战地”栏目组稿。当时正值文革期间,了解国际新闻的渠道远没有现在多,让那些体力劳动者对国际问题发表议论,实在是勉为其难。登在该栏目上的工农兵署名文章,很大程度上是编辑的想法借他们之口说出而已。老李不然。她用平实的语言像讲故事似的介绍接下来要评论的事,也很会调动现场气氛,启发在座的人发言,很有亲和力,使讨论会开得挺热闹。新闻学中有“七分采访,三分写作”一说,当时我就想,如果给老李机会,说不定她会成为名记者。

  大概不到 50岁,老李患上尿毒症,被迫病休在家。1997年中秋节,我代表部里去家里看望老李。她情绪乐观,仍亲切地叫我“小马”,更执意要给我泡茶。从沙发上起身时,见我注意她腰间带一个枕头大小的透明水袋,便解释说:“医生让我用这个办法透析,效果差点,但不用老跑医院。”

  她很关心部里的事,几乎问遍她能记起的所有同事的近况。这不禁让人有些凄然:她就像一只离群的鸟,眷恋着属于自己的群体、开阔的天空和片片树林。但永远回不去了。1998年8月18日,李冬柏与世长辞,终年63岁。(劳木)

责编:翟亚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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