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邃: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宝贵遗产

2004-03-01 09:32:00 环球网 俞邃 分享
参与

  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杰出的领导才能。……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胡锦涛

  200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的杰出伟人,毛泽东以其博大的胸怀与超凡的睿智,被举世公认是一位屈指可数的战略家。他对世界风云的敏锐洞察与精辟判断,关于国际战略的恢弘构想与巧妙运筹,在处理重大外交事务中的卓越理论与丰富实践,至今依然熠熠生辉、令人叹服。他那驾驭全局、处变不惊,举重若轻、挥洒裕如,藐视强敌、充满自信,扎根民众、百折不挠的崇高形象,牢牢地树立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所有这一切,是他泽被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地学习领会和切实地继承运用。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博大而精深,本文所及,难免挂一漏万,但不枉笔者崇敬与缅怀之诚。

  致力于中华崛起并要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

  毛泽东学子之时,便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豪情。他一踏上革命征途,即以把握国情为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成为《毛泽东选集》开篇之作。他处心积虑地研究和阐述中国何以贫穷落后,何以饱受外来势力的欺凌。他毕其一生,披荆斩棘,破浪前进,为中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奋斗不息。

  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期间,他发出了这样豪迈的声音: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诞生前夕,他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流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他庄严地宣布: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而殚精竭虑。

  积贫积弱的中国,怎样才能站立起来、强盛起来?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曾提出向苏联“一边倒” 的方针。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新中国确实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获益,也得到过苏联人民的巨大援助。可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毛泽东开始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他在不朽篇章《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一文中明确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他还就农民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等方面,具体阐述了苏联的深刻教训。后来,他在许多场合,又一再提出了对苏联模式的看法,表示对苏联的东西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避免重犯苏联的错误。(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提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家,都要根据新的需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以上这一切表明,毛泽东率先提出了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道路的根本思想。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亦见端倪,他还破天荒地阐明了对资本主义应取的态度。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机械搬运。他强调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这些科学论断,为我国后来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妥善处理“两制”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历史使命感产生崇高责任感,毛泽东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伟大号召。由毛泽东奠基、邓小平设计并创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向前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贡献。

  无可讳言,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生过曲折甚至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但是,在现实社会主义仅仅存在苏联模式的条件下,他为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而振兴中华所做的艰辛努力,不能不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深邃的国际战略思想与灵活的外交策略

  毛泽东领导我国革命乃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段时期,属于以“革命与战争”为主题的时代。因此,他的有关时代和国际形势的论述,自然带有充满革命激情的“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特征。其传统的代表性提法乃是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延续下来,叫做“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的时代”。我们研究毛泽东的时代观,不应割断历史,更不能拿今天“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去加以衡量。毛泽东高明之处在于,他对时代特征以及对国际形势的论述是与时俱进的,从而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他对世界战争的看法尤其值得称道。早在1947年他就指出,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1956年他又对新的世界战争可能性作出冷静判断,提出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论十大关系》)

  尽管毛泽东经常使用“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句古话,还说“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并且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非常时期提出了“准备打仗”的口号,但是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实际上一直是他的主导思想,更何况居安思危和忧患意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缺少的。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进一步发展的国际战略和策略思想,迄今依然具有重大意义。

  他主张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新中国成立前夕,针对美国对华封锁政策,他曾经大声疾呼:“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别了,司徒雷登》)

  他倡导国家间关系的和平共处原则。1949年6月他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向全世界宣布: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并称,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现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同时,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上述这些属于和平共处范畴的原则,后来不久经过周恩来的充实和发展,形成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逐渐将这些原则从运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引申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

  他着眼于人民,深信力量寓于人民之中。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多次同亚非拉人士谈话,指出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强调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相互支持的。

  他提倡“不怕鬼”、“不信邪”。从1949年4月对付英国军舰暴行,到后来对待美国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种种威胁,无不如此。人们清楚记得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预言: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这在中国是如此,在整个东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抗美援朝为例,刚刚成立一年的新中国,毫不动摇地敢于迎战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尽管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当时所有的现代化武器,但是这场战争终于以中朝军队和人民的胜利而结束。“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中不得不承认,他是 “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他反对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人们熟知,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毛泽东是如何同他们打交道的。对内,他严肃地告诫:“中国人民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1956年他在中共八大上的开幕词,犹如一首永放光芒的诗篇,使我们不绝于耳:“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他注意分清敌我友。早在1945年《愚公移山》一文中他就指出:“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1959年《给福斯特同志的回信》又说:“中国人民懂得,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做了许多坏事,对全世界做了许多坏事,只是美国的统治集团不好,美国人民是很好的。”后来他娴熟地运用“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以小球带动大球,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杰作。

  他重视国际团结。这是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基础。他强调说,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要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论十大关系》)

  他善于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他站在战略高度,先后提出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影响深远的“中间地带”论、“三个世界”论等战略构想。

  他崇尚和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纪念白求恩》是其经典之作。他的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他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示是: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

  他永远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他不遗余力地支持亚非拉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支持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斗争,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

  他注意防范外部势力插手台湾问题。经过他领导下的决策,我党于1956年6月提出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宣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倡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了民族和祖国的利益第三次携手合作。

  他善于运用灵活的策略。诸如: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理、有利、有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等等,妙不可言,脍炙人口。西方不少政治家、军事家潜心研究毛泽东的战略和策略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认识和处理国际事务中的辩证法

  毛泽东对于辩证法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他的许多著名论断,国内外人们迄今耳熟能详。这里仅举数例。

  “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不仅是有信心的表现,而且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便提出这个观点,目的是要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批评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针对国际共运内部一些人的误解,他曾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作了解释。他说:“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帝国主义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是对上述论断的一种形象说法。1946年8月他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提出这个论点,意思是说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这是问题的本质。1957年他在莫斯科会议上再次作了透彻的说明。1958年12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真老虎终究要转化为纸老虎。他的这个说法,寓意深刻,充满豪情,激扬斗志,鼓舞了一代人。

  “坏事可以变成好事”。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指出,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东西,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他引用了日本侵略中国遭到失败的例子,说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的哲学思想,如同“一分为二”的观点一样,在我国人民群众中十分普及,武装了头脑,提高了思想觉悟,丰富了精神生活。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指一切反动政策,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1957年11月他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讲到:“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这一番话曾引起全场鼓掌欢迎。

  “针锋相对”。这包含两手,不仅有“斗”的一面,还有“和”的另一面。“针锋相对”需要剛柔并济,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结合起来。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他对反动派行为遵循的逻辑的生动写照。1945年他在《抗日战争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还说:“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在接见日本、古巴巴西阿根廷朋友时多次指出,“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话具有深远的意义。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历史证明,任何对外国的一味依赖,或者闭关自守、无视外援,这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早在1935年他便指出:“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45年10月他又说过:“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 (《关于重庆谈判》)至于在我国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话语:“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并成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源泉。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伟人毛泽东亦不例外。他在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时说过:“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毛泽东本人。

  (文章来源于中联部 《当代世界》杂志2004年第2期)

责编:刘弘轶
版权作品,未经环球网Huanqiu.com书面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获取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