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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雯:新加坡人为何接受“大政府”

2013-02-18 02:35 环球时报 我有话说 字号:TT

  很多游客将新加坡戏称为罚款之都,这里罚金之高令人咋舌。但正得益于种种禁令,新加坡的清洁也让人惊叹。对于一个政府来说,颁布禁令并不难,但如何持之以恒地执行这些禁令,并将禁令的效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却是一个难题。增加执法者的人数,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做法。原因有二:其一,会增加监督成本。其二,执法者多了,那么又由谁来约束执法者?

  新加坡采取的显然不是“人盯人”的做法,这里并没有很多执法者当街对乱扔垃圾的行人罚款,或者制止乘客在地铁里吃东西。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新加坡公共秩序的维护,仰仗于民众的自我控制。那么这种自我控制又是如何产生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提一下法国哲学家福柯,他从“全景敞式监狱”的建筑设计得到启示,对社会控制有过一番深入的探讨。简单来说,“全景敞式监狱”是一种圆形结构的监狱,囚室分布于圆周上,看守则在位于圆心位置的高耸的监视塔中。看守可以轻松地监视所有囚犯的活动,而囚犯却无法看到看守。这种设计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大大降低了监督成本。监督可能是断断续续的,但囚犯们却始终以为自己正在被监视。于是,他们便会注意自己的行为。“全景敞式”设计的力量就表现在它从不干预,却可以促成自我监控。

  在课堂上,我经常会问学生,为什么新加坡人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为什么新加坡司机看到人行横道会主动停车?学生会坦率承认,自己真的害怕摄像头,害怕身着便服的执法人员,害怕被罚款,害怕上报纸。

  当然,有些人可能将类似的监控看作是国家权力的过度扩张。而诸如“实名购买口香糖”之类的规定,很有可能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实际上,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比作看守对囚犯的看管,这个比喻本身就是对国家权力的挖苦。

  那么另一个问题出来了,“更干净的街道和更多的个人自由,你会选择哪一个?”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遵守这些规定本就是公民精神的一部分,只有在你履行了这些义务之后,才能享有一个公民应该拥有的自由。

  可以说,新加坡是一个“大政府而有序”的社会。这不符合一些人的审美,在他们看来,国家对社会如此细致入微的干预和控制是不应该的,更值得推崇的是“小政府而有序”的社会。但新加坡人却显得十分乐于接受这个大政府。为什么?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政府也好,社会也罢,最终要实现的目标都是“有序”。假如罚款成了公务人员创收的手段,而不是实现公共秩序的途径,这些禁令也势必早已被颠覆。所以,无论政府是大是小,最终决定公众态度的始终是政府的好坏。倘若国家对社会的干预成了保护某些利益集团的堡垒,而不是为扩大公共利益而服务,这种干预一定是最坏的干预。▲(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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