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邃:当今社会主义与“两制”关系问题

2013-11-30 09:26:00 环球网 俞邃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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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东欧剧变20多年来,加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各种影响,如何认识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以及如何推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下面是笔者的一些探讨性看法。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曾说过这样的话:“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他还说过:“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一六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鉴此,可以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乃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将中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所进行的一种较为成功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的探索。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在谈及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时,就要抱着虚心探讨和认真学习的态度,在做出任何论断的时候都要把握分寸、留有余地,切不可认为只有自己或者只有哪几家才是正宗的社会主义,更不能怀有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的心态。有的文章用语咄咄逼人,颇值得商榷,例如说:“我们遇到号称社会主义者时,倒应当先问一句:你是姓什么的社会主义?你的社会主义是真的 是假的?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是科学的、合乎时代潮流和人民需要的,还是逆潮流而动的?”

  二、要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汲取深刻教训。关于这个问题,俄罗斯内外,包括中国在内,不断议论,从未间断,见仁见智。有些看法居然截然相反,各执极端,要么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其动员性强和困难承受能力强的特征曾经发挥过的历史作用,甚至“追根求源”通过诅咒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来否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否定列宁;要么怀着留恋的心情千方百计为这种模式的弊端开脱。超越具体的看法分歧,我们可否从教训的角度得出这样几点原则性认识:

  其一,从1903年正式建党算起,苏联共产党存在了88年,经历了从充满共产主义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逐渐演变为被官僚特权阶层垄断、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党的痛惜过程。我们常说党风是关系生死存亡的问题,从苏共教训更深层次来看,党质更是关系生死存亡的问题。

  其二,任何一种思潮甚至政权,都是与一定的信仰联系在一起,可以是政治信仰,也可以是宗教信仰,或者同时几种信仰兼备(如当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很大比例的党员既信仰马克思主义,又信仰天主教)。世界上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分与合(政教分离与政教合一)的现象俱有。苏联创造的一党专政模式(中国的政党模式与之截然不同),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教合一,其特征是权大于法,缺乏监督,法治徒具形式。这种“政教合一”是导致专制极权的组织基础,是摆脱不了封建主义桎梏的思想基础,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权钱交易因而酿成腐败的政治基础。

  其三,世界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比较而存在的。事实证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未必就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最终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加公正;专制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未必就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毕竟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初级阶段,不可能一步走向共同富裕,应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出现贫富差距不可避免。但是,过于悬殊的两极分化和长久存在的严重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属性所决定的。

  遗憾的是,至今依然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拿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为衡量当今谁是谁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扭曲现象。

  三、要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多样性。社会主义的确是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有人统计社会主义不下七十多种,也未免过于琐细)。人们时常提及的一类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列举和批判过的各种社会主义——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等等。另一类是第一国际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二国际时代社会党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当代北欧、西欧某些国家的福利社会主义。再一类就是第三国际时代的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乃至当今表现差异甚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朝鲜越南老挝古巴的社会主义。此外,近代还出现过利比亚卡扎菲的“大众社会主义”以及拉美委内瑞拉等国举世瞩目的被称作的民族社会主义。凡此种种,其中一些说它们是“号称”也罢,“名不副实”也罢,但有一个值得称道的结合点,那就是极具吸引力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现实表明,固守陈腐观念看问题,往往就见不着社会主义;一旦端正观念,就会欣然觉得世界上处处存在着社会主义因素。

  当今社会主义因素不同程度或以不同形态与政权相依附的国家,除中国外,还存在着多种类型:传统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如朝、越、老、古);剧变后保留不少社会主义因素的国家(如摩尔多瓦土库曼斯坦等;甚至在“普京道路”中如教育、医疗等领域也有不少社会主义成分);以社会主义为选择方向(尽管还比较朦胧)的国家(如委内瑞拉等)。

  社会主义国家或者选择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国家之间相处,同样首先也要奉行久经考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奉行逐渐成为广泛共识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原则,国家利益原则,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原则,求同存异原则,共同发展原则和面向未来原则,等等。我们对待当今世界呈现的社会主义运动,尊重自主选择,不加歧视地着重与之保持和发展双边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去“当头”。

  四、要合理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和百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直接从封建主义跨进社会主义毕竟罕见且弊端甚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始终在竞争中共存,在共存中竞争,保持着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矛盾的状态。列宁说过:“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掘墓人、后继人和继承人。”(《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244页)。列宁的话历来被左的思潮所扭曲,只讲“掘墓人”,避而不谈“后继人和继承人”。当年苏共对社会主义属性及其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认识极为片面,早期一味地强调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垂死腐朽,拒绝甚至敌视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合理创造;晚期则忘乎所以地对资本主义恭维备至,将西方价值观理想化、绝对化,无选择地一概加以效法。于是,在破与立、批判与借鉴、计划与市场、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关系问题上,偏离了科学真理,结果严重损伤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五、要恰当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两制关系是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之后,就客观存在的问题。当时资本主义头面人物扬言要把苏维埃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里。然而,社会主义却得到持续发展,二战后更是形成了社会主义体系,发展势头迅猛异常,甚至出现过社会主义压倒资本主义的判断。总之,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就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关系。

  1954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传播,其重大意义在于明确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从而向客观现实迈出了一大步,

  如今提出两制国家之间良性互动,堪称又一大进步。这是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危机猖獗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一种新概念。苏联东欧剧变之后,社会主义经受严重挫折,那时,资本主义在“大失败”(布热津斯基语)、“历史终结”(福山语)的幻觉中总想吞没社会主义。可是,社会主义的存在,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打破了他们的迷梦。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等大国,遭到空前巨大的冲击,反而不得不求助于社会主义中国,唱出“同舟共济”的高调,从而将两制关系之依存度标榜到了极致。

  六、确有一个如何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经验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和福祉,必须在抵制资本主义糟粕的同时,坚定不移地继承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从而才有可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加发达的生产力和更加先进的文化。我们要纠正过去那种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断然割裂、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发达程度已远远超前于资本主义的错误观念。资本主义世界目前仍是高新科技和知识经济的主要载体。资本主义社会拥有的克服自身弊端的手段,包含着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的弊端还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与之竞争的有利条件和最终取而代之的机遇。

  我们中国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胆而又谨慎地吸收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长,但我们有自身的标准,即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经济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坚持实现共同富裕,形式上亦有自己的特色。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相联系、相结合的市场经济。

  七、如何对待社会民主党的经验,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历史是最好的仲裁者。自从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分道扬镳以来,前者在西欧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就。社会主义应该摆脱理想化,走向务实化。既然资本主义有益的东西可以也应该借鉴,那么在资本主义阶段发挥作用的社会民主党的有益经验何尝不可借鉴?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所有制实现形式多样性”的论断,沟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承上启下的内在联系,为我们大胆而切实地汲取社会民主党有益的经营管理经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社会主义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不应墨守成规,更不能抱残守缺。借鉴了别人家什么东西,要坦诚以对。

  党的十八大在对外关系方面提出的“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原则,非常重要,极有创意,其中“包容互鉴”适用于方方面面,也应该包括如何对待社会民主党的经验。诚然,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但不能回避。我不赞成“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偏激说法,但也不能笼统地将民主社会主义当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叛逆。民主社会主义是否属于社会主义范畴是一回事,它适用于哪些国家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搞双重标准,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弊端可以谅解、可以包容,而对资本主义国家基于社会主义因素而取得的成就却不能认同。我们对于原社会主义国家的非社会主义因素不要“淡化”,对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也不要“淡化”。

  八、要廓清转型国家的社会制度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至今仍相当之含混。苏联解体之后,原苏联的一些成员国其实是在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是在本国特点资本主义与本国特点社会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原苏联东欧转型国家的一些主导政治力量,多半走“中间路线”,试图寻找“第三条道路”,也就是既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道路,尽管前者的色彩更浓一些。在国际共运史上,“中间路线”或“中间道路”几乎成为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同义语。其实,相对于历史上的极左路线(绝对坚持苏联模式)和剧变后的极右路线(无条件照抄西方模式)来说,“中间路线”可能恰恰是从本国国情出发的一种正确选择。所以,笼统地将所有处在转型过程中的国家都归之于资本主义,是值得商榷的。

  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苏东剧变期间共产党易名而来的民主社会党的问题。由原先执政的共产党转变而来的民主社会党,以扬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为特征,这不同于传统社会民主党以维护和改良资本主义为特征。打个比方(比方总不会那么完全确切):如果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从猿到人”的话,那么传统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易名而来的民主社会党的差别,则是“类人猿”与“类猿人”的差别。社会主义经受挫折条件下产生的民主社会党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社会民主党,既有共同点,也存在差别。如果只看到共同点,那就只能导致社会民主主义一种结论;如果既看到共同点,同时又看到差别,那就会承认其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本国特点社会主义。

  九、冷战结束后,两制国家之间的依存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国家间依存性加强,是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日益鲜明的标志。依存性产生于各国安全与发展的利益需要,因此必然会出现伙伴的选择和对手的竞争问题。依存性加深,不等于国家利益和文明传统引起的矛盾和冲突会自然消失。依存性与竞争性是对立统一,但有主次之分。经常的、大量的、普遍的则是表现为依存关系。在依存中不断竞争,又在竞争中维护依存,保持利益平衡,避免形势失控。这正是国际总体形势可能继续趋向缓和的内在动力。

  依存性与竞争性,任何一面都不容忽视。漠视依存性则势必高估本国自身的能量,往往导致故步自封;轻视竞争性则会在国际社会中处境被动。这两种倾向都有碍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增强。

  面对金融危机,“两制”国家怎样才能做到“同舟共济”?1998年11月23日中俄联合声明说得好:世纪之交,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正在成为决定世界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中俄支持并积极参与这一进程。同时,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发展到了必须将保护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列为最迫切的问题的阶段。因此,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在经贸关系中恪守平等互利和地区开放原则,消除国际贸易中各种形式的歧视,摒弃利用货币金融杠杆将有损于某国合法民族利益的政治经济条件强加于人的企图。一系列地区和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的教训证明,困难时期应该相互支持,同舟共济,而不应借机谋取私利。

  至于中美之间基于“积极、合作、全面”的原则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总体上说有一定的可期待性,但动机各不相同。“积极”,互有需要;“合作”,各有选择;“全面”,难在“战略互信”。

  十、国家之间特别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良性互动,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作为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主义”之间说不上良性互动,犹如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不可能良性互动一样。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之间产生良性互动则另作别论。

  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能否和平相处甚至产生良性互动,要看对象是怎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我国与西北欧一些奉行中立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产生良性互动,历来没有多大障碍。一般认为,当今西方更具影响力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形态主要体现为两种,所谓以美国为首的资本军事帝国主义和以法德英三国为首的欧洲原教旨资本主义。我们与奉行扩张主义政策的资本主义大国产生良性互动,麻烦和困难就要多得多。

  良性互动规律性是存在的。据笔者的见解,它是由起点、过程与结果三个环节构成。起点——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同时必须尊重他国的利益,两者缺一不可。过程——合作与竞争同在,矛盾与妥协并存。合作要诚信,竞争要守规矩,摩擦要不导致对抗,妥协要适度。结果——双赢、共赢,而不可能是任何单方面获益。

  两制国家之间良性互动不是单方面的行为所能决定的,一厢情愿是行不通的。要与资本主义大国做到平等地打交道,凭靠的是自己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迫使它们“循规蹈矩”。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困境时和社会主义国家处于顺境时,更有条件产生良性互动。

  (文章来源于中联部《当代世界》杂志2013年第11期)

责编:刘弘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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