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邃:宏图大略•辩证理论•远见卓识——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

2014-05-30 09:06:00 环球网 俞邃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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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8月22日是世纪伟人邓小平诞辰110周年。邓小平的一生波澜壮阔,他的才能、智慧和韬略,理论、业绩和风范,构成了一部丰富多彩的百科全书。从这位伟大战略家有关重大国际问题、并且得到历史充分验证的光辉论述中,可以看到他是怎样一位高瞻远瞩洞察世界、宏图大略把握世界、远见卓识影响世界的辩证法大师。

  一、关于时代主题:确认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两大主题,又指明至今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

  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对于国家战略的制定乃至道路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邓小平始终密切关注世界风云的变化。上世纪进入80年代以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依然争夺激烈,军备竞赛还在延续,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伏彼起。然而,邓小平却敏锐地洞察到,时代的主流在发生转移,“和平”成为人心所向,够得上打世界大战资格的“两超”存在致命弱点,第三世界国家崛起使得和平力量空前壮大。同时,他深刻地了解到,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势头强劲,而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普遍滞后,南北之间的差距拉大,“发展”成为迫切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84年起,他一再阐述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认为这对于社会主义中国乃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必须抓紧利用。

  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可以说,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路线相适应,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揭示,是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认识上的一次理论飞跃,并被写进了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之中。

  邓小平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1988年12月他在与外宾谈话时指出:“当今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1页)。1992 年初,他进一步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3 页)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局势不断出现的种种复杂现象,从北约东扩酿成的1999年科索沃战争瓦解南斯拉夫到2003年美国挑起伊拉克战争导致目前伊拉克内乱,由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国际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后遗症迄今犹在,都足以证明和平与发展确实“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这是告诫人们,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任重而道远。

  二、关于世界格局:承认存在超级大国的现实,又指出世界多极化趋势在发展。

  世界多极化的论点,最早也是邓小平提出的。他从“完全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政治分量越来越重、作用越来越大”等多角度考虑,于80年代中后期明确提出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的世界(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9)。1990年3月他的一次谈话更为具体,他说:“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个。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3页)“多极化论”从此流传,以至今天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共识。

  苏联解体之后,在世界范围内,也包括中国,多极化理论一再经受争议。这主要由于美国单极世界论的干扰。如今无论人们对于世界格局的认识还存在怎样的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或相似的,即美国虽是唯一超级大国,但不等同于单极世界。以金砖国家为标志的新兴国家的崛起,进一步证实了世界格局多极化论断的正确性。世界多极化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仍在以各种形态不断地发展和深化。

  三、关于战争与和平:断定世界大战可能推迟甚至避免,不否认冷战结束,又指出可能出现另外两个冷战。

  邓小平作出世界大战有可能推迟甚至在较长时期避免的判断,有一个发展过程。1984年10月他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时称:“1974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因素在增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2页)1985年6月他进一步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页)。1988年6月他又说道:“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0页)这些论断给予全党和全国人民以莫大的鼓舞和信心,可以聚精会神地从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基于上述认识,邓小平在形势发展的关键时期,果断地调整了我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实现了关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以及当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搞的“一条线”战略的“两个重要的转变”。

  然而,邓小平从来没有忽视国际形势的多变性与严峻性。面对世人交口称赞的“冷战结束”,他严肃地发出新的冷战开始的警示。1989年11月他在与外宾的谈话中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4页)邓小平的预言,完全被冷战后包括最近发生的叙利亚事件、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在内的国际热点所证实。

  四、关于国际秩序:倡导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又强调必须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相辅相成。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也是邓小平最早展示在全世界面前。冷战结束前夕,鉴于苏联东欧地区形势复杂化、美国霸权主义甚嚣尘上以及国际上出现种种新的复杂因素,邓小平于1988年9月首先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任务。同年12月21日他在会见外宾时做了解释,说“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2页)这无疑是从世界战略格局的高度出发,也表明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邓小平始终把建立国际新秩序与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他还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作用加以发挥和延伸,说“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的传播。

  五、关于国家关系:确认要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又强调必须尊重对方的国家利益。

  邓小平特别关注处理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同大国的关系,并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加以结合。1989 年10 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0页)关于如何具体解决国家关系中遇到的难题,他早在1982 年会见印度客人时就讲过,边界问题“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20页)

  邓小平是双赢、共赢原则的奠基者。他把面向未来原则称作“卓识远见”。1984 年3月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去年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在东京作出了一个具有卓识远见的决策,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3页)1989 年12 月他又对来访的美国总统特使说过:“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0-351页)

  邓小平的这些理论和主张,在当今大国关系可能出现的良性互动中得到了验证。他先后处理同苏联、俄罗斯的关系,更是一个突出例子。80年代后期,他审时度势,着眼人民,面向未来,亲自推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提出了使双方得益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明智主张,为后来中俄关系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六、关于“两制”关系:提出要借鉴和吸取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成果,又强调要根据本国国情而不能照搬。

  社会主义是在同比它形成早得多的资本主义并存的条件下发展的。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这对于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具有决定性意义。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如何吸收和借鉴外国的经验,对于市场经济的态度,是一个考验。他针对一些同志的顾虑,明确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邓小平关于“两制”的理论,从根本上纠正了过去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断然割裂的错误观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则意味着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者之间的衔接性。

  借鉴外国经验有一个立场和方法问题。邓小平有句名言叫做:“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1页)。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页)他身体力行,认真地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汲取教训,巧妙地借鉴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阶段的成果,从而树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成功范例。 

  七、关于意识形态: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处理国家关系,又警示要防止外部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

  邓小平积数十年革命实践和国际活动的经验,提出了意识形态因素不应当是决定国家关系的主要因素,国家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思想。对待意识形态差异和分歧,解决办法是求同存异,尊重各自的选择,谋求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1989年1月31日他与外宾谈话时指出:“……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0页)崇高的思想境界产生卓越的政治主张。邓小平倡导的有关精神正在变成国际关系中影响日增的互利共赢原则。

  事实上,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的关于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都不包含意识形态内容。邓小平关于不计较意识形态差别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各类政党发展友好关系开辟了广阔天地。

  国家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差异,不等于忽视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斗争。邓小平一再警示要防止敌对势力在中国搞“西化”、“分化”。他所主持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恰恰说明了他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重视。“一个中心”抓住了时代主题,搞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反映了世界对立统一性。“对立性”是指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是针对这种情形。“统一性”是指进入信息时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和依存性大大加深。“坚持改革开放”正是适应这种情况。“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是辩证关系,缺一不可;“两个基本点”本身又是辩证关系,不能一手硬一手软。党的这个基本路线恰恰是抵制和反对和平演变的强大武器。

  顺便一提,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曾有过国家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与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之争,后者引起严重的思想混乱成为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八、关于社会主义历史教训:正视苏联东欧剧变的严重后果,又肯定世界社会主义必将有美好的前景。

  邓小平曾指出,苏东剧变“问题首先出在内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4页)同时他谈到外部因素,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1页)基于对事物内因和外因相互关系的科学分析,他在考虑苏东剧变对我国影响的时候,注意力主要放在如何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

  苏东剧变发生后,西方国家加大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压力,试图让中国步苏联东欧后尘。邓小平严正指出:“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9页);“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6页)。

  邓小平不仅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和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生命力,而且一再告诫人们不要对社会主义前途丧失信心。1992年他的“南巡讲话”留给后人以不朽的遗嘱:“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3页)

  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邓小平始终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同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密切联系在一起。如今的中国以及世界上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一切进步力量,正以辉煌的成就谱写社会主义新篇章。

  九、关于外交政策: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坚决反对霸权主义。

  同任何国家一样,中国并不是孤立存在于世界。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和平崛起。中国人民以诚实的劳动建设自己的祖国,热爱和平,需要和平。邓小平精辟地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6页)他还明确宣告:“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2页)

  中国永远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方面邓小平历来旗帜鲜明。

  十、关于国家统一:提倡一国两制,又坚持体现中央权威的原则不能变。

  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已通过香港、澳门回归付诸实践。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这些话被香港同胞称作“17字真言”。

  关于香港的制度,邓小平有言在先:“现在香港的政治制度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今后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如果照搬,造成动乱,那是很不利的。这是个非常实际的严重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7页)

  对于香港回归后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邓小平早有预见。他曾说:“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危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吗?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1页)他还说过:“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5页)

  如今香港的现状的确提出了“留意香港极端派勾结外部势力”的严峻问题。这恰恰证明了邓小平预见的正确性、决策的果断性和举措的必要性。

  十一、关于领土争议: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又强调维护我国主权不能有丝毫动摇。

  邓小平针对国与国之间领土问题上的具体争议,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明智主张。令人敬佩不已的是,他曾将“一国两制”与“共同开发”有机地联系起来。他说:“‘一国两制’,是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7页)

  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因素的作用上升,资源的利用和开发越来越受到重视,主权属于中国的一些本来不应存在争议的问题,也变得尖锐起来。统一认识的办法只能是平等协商,统一行动的办法只能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我国的主权不容退让。尽管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处理领土争议特别是海洋开发争端尚未在世界上完全得到普及,但是显然没有比这一原则更受欢迎和尊重、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一些目光短浅的政治家蓄意作难,看来终究逾越不了这个公正合理的选择。

  十二、关于中国与世界:摆正中国位置,既宣示中国属于世界,又说明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邓小平从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中汲取养分来变革中国、发展中国。在此过程中他所开创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社,也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他坚决维护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同时一如既往地尽可能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

  与之相关,邓小平对中国的国情的了解十分透彻,始终把中国的位置摆正。他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是又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1页)

  这意味着:其一,中国具有大国和小国的两重性。看到大国的一面,不能夜郎自大;看到小国的一面,不要妄自菲薄。其二,这个估量是我们制定国内和国际战略的立足点与出发点,说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三,大国的一面与小国的一面可以相互转化。中国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通过举国上下齐心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使自己尽快成为名副其实的真正大国,从而也会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世界上对邓小平伟大贡献的好评如潮,这里引用日本《 时报》 1997 年2 月26 日大公撰写的纪念文章中的两句话。他说“邓小平的理论和决策,不仅使中国人民受益,而且惠及亚洲,惠及整个世界”;“邓小平的影响力,不仅超越他生活的时代,而且超越他生活的国度”。

  (文章来源于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5期)

责编:刘弘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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