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左右之争其实是两个“西方”之争

2014-09-26 02:35:00 环球时报 王义桅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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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张维为、苏长和等学者发文否认普世价值,主张中国模式优于西方,招来猛烈攻击,又引发了所谓的左右之争。

  在国内迷信西方的总体氛围下,要解放出来,须破除西方神话,甚至必要的矫枉过正。张维为等指出菩萨是泥做的,故此惹急了一些人。遗憾的是,对其批判不聚焦于“枉”,而是“过”,因此而否定“正”。这个“正”就是世界的变化。西方的问题其实也是世界问题的折射,反映出西方未适应世界变迁的尴尬。可惜我们错把“枉”视作“西方”本身,以西方为参照系,拿西方说事儿。东西南北四大问题就简化为东西问题,甚至认为中国代表东,美国代表西,于是四大问题简化为中美问题,老二-老大关系问题。

  一些人心目中的西方乃往日之西方,他们大多从西方经典出发,对世界变迁、西方的没落,基本抱鸵鸟态度,视而不见。因此,当张维为等批判今日之西方、相比中国而处于下坡路的西方时,他们在捍卫过去的西方、原教旨的西方。因此,左右之争,并非中西之争,其实是此西方与彼西方之争,乃两个西方之争。当然,张维为等以新生的中国模式讥讽没落期的西方,恰如以年轻人体质比照年迈者,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反过来,那些指望复辟美好西方的“张勋”们,更是匪夷所思。

  世界正在告别500年来的西方中心论,中国正在告别170年来的百年国耻,但一时又未将全球化时代与五千年文明对接起来,因此处于过渡时期。张所代表的对西方普世价值神话的解构,起到过渡时期的反思与革命性作用,而其建设性任务有待完成。对西方的批判不能自动转化为我之正当性,更不能造成我优西劣的印象,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可能固步自封。

  左右之争,归根结底,还是中国未成为自己,而以西方为参照系,忽视了中国不仅是东方,也是南方国家,具有人类担当。中国成为自己,经历了170多年的曲折而艰辛的探索。这种探索概括起来,实现了从追赶到超越的飞跃。正如“赶英超美”所表示的,追赶的目标是欧洲,超越的标志则是美国。

  这种超越,体现在三大方面:其一是超越“古今中外”思维定势。鸦片战争以来,中-西、体-用的思维定势,严重束缚了国民心态;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更一度走向全盘西化的邪路。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只有落实到“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才真正得以体现。“中国梦”的提出,就是中国作为国民、民族和国家自信、自觉的最终体现。今天的中国仍然纠缠于中国特色-普世价值的二元对立。为此要超越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定势,告别东西方,关注大南北,恢复中国本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

  其二是超越“百年国耻”。170年来的现代化梦,造成中国“赶英超美”的狭隘与躁动。中国超越的结果表达,便是“中国梦”。“中国梦”的提出,超越了西方梦、美国梦、现代化梦,开始做真正属于中国、也只有中国配做的光荣与梦想。

  其三是超越了“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尽管冠以复兴,其实超越了五千年中华文明,正在实现三大文明转型:从农耕向工业(信息)文明转型,从内陆向海洋文明转型,从区域向全球型文明转型。之所以说转型,是因为“天人合一”、“量入为出”等理念在今天“空手套白狼”的虚拟时代需要确立新的价值规范;是因为“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思维局限于淡水——海水夹杂的血腥味深深烙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记忆里;是因为“四海一家”的时代已经让位于“四洋一家”的时代;是因为“天下”观需要升级为全球观。当然,文明转型并非否定传统文明特质,而是塑造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之三位一体中国新身份。

  实现这三大超越,中国正在成为自己。关于两个西方的左右之争,也就自然消停。▲(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责编:王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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