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邃:友情逾越半世纪

2015-02-01 08:57:00 环球网 俞邃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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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位年届八旬的老人了。我和俄罗斯的故事,多半是绵延半个多世纪的老故事,但这些故事让我珍惜,令我难以忘怀,不禁使我联想到中国人民与俄罗斯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相处的美好未来。

  铭记——莫斯科的桩桩好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1958年。我第一次到莫斯科,是1958年9月16日。当时我去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公干,路过莫斯科。我们乘坐的是ТУ-104飞机。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先上的飞机,透过窗户看到手持拐杖的中国地质部长何长工送别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地质部长安特列诺夫(Антренов),他们握手拥抱,气氛非常热烈。安特列诺夫部长进机舱之后,座位就在我的对面。我喜出望外,又有点紧张。我腼腆地第一次用俄语与这样的外国大人物交谈。他温和地打量着我这个20岁多一点的后生,询问我的经历,完全是一副慈祥长者的样子,让我感觉亲切。我还在日记中记载,ТУ-104飞机大而稳,我没有丝毫不适。到伊尔库茨克天气变冷,奥姆斯克更冷。抵达莫斯科是下午4点25分,北京时间为9点25分,时差5小时。

  下飞机之后,我由使馆接待人员梅文岗引领,住进机场附近的一个旅馆。我好奇地观赏周围的风光,感觉特别新鲜,建筑装饰别致,人们穿着讲究,相比北京,给人以繁华的景象。当晚我去餐厅进餐,一位中年女服务员绽露“阿姨”般的神态,提醒我先要脱去大衣和帽子,并帮我挂好。这让我首次领教了俄罗斯人的高雅文明习惯。

  我到达布拉格之后,时隔一个月,10月 17日,据说也就是我曾乘坐的那架ТУ-104飞机,在从北京开往莫斯科时失事。由著名文学家郑振铎先生率领的中国访阿富汗、阿联文化代表团10人,外交部、外贸部负责干部6人和外宾49人,不幸遇难。听到此噩耗我们大家悲痛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第二件事,发生在1960年。这年1月1日,我因事从布拉格去莫斯科,元旦的钟声是跨越边境时在火车上听见的。到达莫斯科之后,我想去莫斯科大学看望朋友。我第一次自己乘坐莫斯科的公交车。我手头兑换的卢布是大票面的。我在车上掏出卢布准备买票,有点不知所措。一位站在我身边的小学生,大约10岁多一点,见此光景,毫不犹豫地主动拿出零钱为我买了一张车票。我惊异而又感激地看着他,急忙还他钱,他摇摇手,说声“再见”,就快步下车了。我目送他的背影直到被人流阻挡。此事已过去54年了,这位小朋友的形象一直在我眼前浮现。我时不时想起他,时不时与亲友谈起这件往事。算起来这位小朋友如今也该年过甲子啦!我还幻想过,如果当时有他的住址存着该多好,我一定会利用后来多次去莫斯科的机会,设法找到他,报答他!

  第三件事,发生在1986年。那年的5月,我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按照规定和工作需要,所有一般年轻馆员都要学会开车,而我的年龄和职务,属于可免之列。我的年轻同事们都在兢兢业业地学开车,其中就有高玉生(当时是三等秘书,后来成为中国驻土库曼斯坦乌克兰等国大使和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有一个假日,他兴致勃勃地开车,带着我,到莫斯科的奥林匹克村去参观并购物。半路上,一只车胎破裂憋气了,由于他是生手,并没有察觉,仍一个劲儿地朝前奔驰。后面一位驾车的俄罗斯工人师傅叫嚷着提醒,我们却没听见。这位师傅一直跟踪我们到目的地,开始我们颇觉诧异,但见他手指着我们憋气的车轮说:“你们看,好险呀!”我们这才恍然大悟,真是惶恐不安,感激万分。他二话没说,动手帮忙,将备用车轮换上。然后,他似乎也如释重荷,微笑着与我们握手道别。

  第四件事,发生在1999年。我的夫人施蕴陵,北京大学教授,一直没有去过圣彼得堡。1999年9月我们到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参加国际学术活动,一位在圣彼得堡工作的朋友邀请我们去那里看看。他委托一位俄罗斯司机鲍里斯师傅带领我们游览。这位经历过卫国战争、年近60岁的朋友,想尽办法让我们多看多转,陪伴我们参观了夏宫、皇村一带所有名胜古迹与景点。他为人质朴,做事勤快,态度温和,给人以极大的愉快。据说第二年他就退休了。我想,他的行动恰恰体现了俄罗斯劳动人民对中国的真切友情。

  庆幸——难得会见加加林

  1961年4月12日,尤里•加加林胜利地完成了人类破天荒的宇宙飞行。这一天被定为国际宇航节。加加林实现宇宙航行的当月,访问了原捷克斯拉伐克首都布拉格。加加林给我们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正是在这个时候。一连串的事情是我和夫人共同的或分别的亲身经历。

  当时,我在布拉格的国际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辑部工作,我的夫人在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进修。4月12日加加林登上太空的同一天,我的夫人乘坐ТУ—104飞机前去布拉格探亲。4月27日-29日加加林访问布拉格,我俩一同参加了欢迎仪式,共睹了这位轰动世界的传奇人物的风采。4月29日我的夫人与加加林同机返回莫斯科,本子上留下了加加林的签名。机舱内没有其他中国乘客,于是,加加林的签名被作为一位中国人的独家珍贵文物保存至今。(见附件一)

        

  我在日记上曾经这样记载:“4月12日 ,吾妻来布拉格的当天,苏联空军少校、年仅27岁的尤里•阿历克谢维奇•加加林,驾驶‘东方—1号’飞船,飞向距离地球三百多公里的太空,绕地球一周,历时108分钟,胜利地完成了人类破天荒的宇宙飞行,开辟了人到其他星球去旅行的新纪元。这确是一件特大喜讯。”日记中还写道:“当天下午,编辑部举行隆重集会,庆贺世界上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的辉煌业绩。会议由主编阿历克谢•鲁缅采夫院士主持,编辑部全体成员出席。鲁缅采夫和即兴发言者情绪都非常激动,一致强调指出这一史无前例壮举的伟大意义。”关于加加林这次宇宙飞行,事后知道,也曾遇到过险情:在返回地面进入大气层时,乘坐的下降装置无法与飞船分离,周折了10多分钟才得以脱离危险。

  布拉格人群欢迎加加林的盛况,我在日记中也曾有所描述:“4月27日,布拉格春光明媚。加加林应邀前来布拉格访问,这是完成宇航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捷克斯拉伐克人民欢喜若狂,人群挤满大街广场,到处是加加林的画像和‘加加林万岁’的欢呼声,布拉格沉浸在旗帜和花束的海洋之中,比欢迎外国总统还要隆重热烈。”

  加加林4月29日从布拉格返回莫斯科时,机场上滞留的情景亦很感人。飞机原定中午12时许启航,结果由于贵宾陷入欢送者的重围,根本无法脱身,直到下午两点才起飞。我的夫人登机后,同其他乘客一样,与加加林握手。加加林还主动地从前舱走过来,向鼓掌的人们致意。当走到我夫人座位面前时,也许发现是一位中国人,所以显得格外亲切和彬彬有礼。她拿出随身带的本子,加加林高兴地签上名字,反而说了一声“谢谢”。

  加加林的签名弥足珍贵。几十年来我们的住处几经搬迁,但始终小心地将其收藏着。签名的纸张已经变黄,墨迹却依然清晰。

  我们手头还保存着当年鲁缅采夫院士赠送的一张辑有加加林从太空向地面传话的录音唱片。唱片外包装的正面印着地球图像、加加林头戴宇航帽的照片和签名,标注12-IV-1961 CCCP;背面印着用俄文、英文、法文、德文、中文、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书写的“尤里•加加林在宇宙飞行”。(见附件二)

              

  从唱片中可以听到加加林的声音:“能见度良好”,“一切正常”,“自我感觉非常好”……。

  半个多世纪过去,弹指一挥间。每当翻开纪念册见到加加林的图片和签名,或者收听加加林发自太空的声音;每当访问莫斯科在加加林大街抬头凝视这位宇航开拓者的勃发英姿,不禁往事钩沉,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1999年9月我们在莫斯科参观宇航中心,事后才知道加加林夫人就住在那里的一幢房子里,失去拜望机会,一直感到遗憾。

  感激——在俄罗斯获得荣誉

  1999年中国国庆节前夕,我由夫人陪同,应邀专程前往莫斯科,接受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并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 周年题为《中国、中国文明与世界——过去、现在、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到达莫城之后,季塔连科院士告诉我,我还当选为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我有幸出席了颁发两项证书的隆重仪式。(见附件三)

                    

  据主人称,授予国外学者荣誉博士学位一般都是在学术委员会小范围举行,但是,这次为我举行的双重授衔仪式,特意安排在有18个国家一百多位代表出席的国际会议闭幕式上。时间是9月24日下午,地点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会议大厅。仪式分两段进行,先是授予荣誉博士。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俄中友好协会主席、俄汉学家协会主席)介绍了我的简历和学术成就,接着学术委员们登上主席台当场表决,一致通过后,按照惯例,请全场起立,主席宣布结果,并向我提出今后是否继续献身科学以造福人类的问题,得到肯定回答后,鼓掌四起,主席给我颁发荣誉博士证书,并在胸前别上徽章。这之后,会议主席请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代表致辞,宣布俞邃教授因其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和突出贡献”,于1999年9月9日当选为该科学院欧亚学部院士,并向我颁发院士证书、证件和爱因斯坦头像金质证章。全场又一次响起热烈掌声。本人致谢时说,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体现了对中国学者的友好情谊。我还说,送旧迎新的世纪钟声即将敲响,我深信共同的战略利益,相似的奋斗目标,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承担的历史使命,将促使我们两国人民和两国学者携手并肩迈向辉煌的21世纪。随后,我在大会上用俄语作了题为《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与中俄关系》的专题演讲。

  会议间歇,我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远东研究所画廊,那里悬挂着21位荣誉博士的大幅照片,他们当中有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意大利人等。

  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МЕЖДУТАРОДН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О ПРИРОДЕ И ОБЩЕСТВЕ(МАНПО) )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成立的一个跨国科学机构,据其章程称,它是“由俄罗斯联邦和外国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工作的最具权威性的、最卓越的学者和专家组成”(являетс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творческим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 объединением ноиболее авторитетных,выдаюшихся ученых и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Российс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зарубежных стран,работающих в области наук о природе и обществе.);“目前世界上已有20个国家的300多位学者和专家被选入,其中有各种奖金获得者,各国的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的、美国的、意大利的及其他),科学发现者,主持科研组织和高校的科学博士和教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科研方向的奠基者。”(объединяет более300 ученых и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из20 странмира, среди них лауреаты различных премий, академик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академий наук (Российской, Нью-Йоркской, Итальянской и пр.) , авторы научных открытий, доктора наук и профессора ведущих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и вузов, основатели науч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в област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顺便讲一个小插曲,说明知识分子在俄罗斯社会上如何受到尊重。俄罗斯名胜古迹的门票价,外国人要远高出本国公民。我们回国的前一天去参观克里姆林宫,我出示院士证件,便享受了俄罗斯公民的待遇。

  惦念——俄罗斯的诸位师友

  数十年来,我先后在布拉格、莫斯科和北京,结识了许多俄罗斯朋友。他们有的是师长,有的是同龄人,也有的是晚辈。与几代俄罗斯人和睦相处,是非常开心的。

  先说在布拉格。1958年9月至1962年11月,我在那里与俄罗斯人相处4年多,不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结下了深厚友谊。

  西班牙语老师戈罗霍娃(Горохова),她的先生戈罗霍夫是在编辑部工作的一位学者。由戈罗霍娃老师执教,1960年10月8日开设西班牙语课,持续两年,最后采用了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二年级的教材。这位老师尽心尽职,讲课认真细致,考虑到现实工作需要,尤其重视口语运用,因为编辑部同事中有许多拉美朋友。相对来说,西班牙的发音比较单纯,较为易学。多亏戈罗霍娃老师,让我又多了一门交际工具。有趣的是,1996年6月我到美国去访问,在一家墨西哥餐馆吃饭,我用西班牙语赞扬饭菜如何可口,老板听了得意之至,居然给了我们优惠。他还问我在哪里学的西班牙语,我告诉他,是一位俄罗斯女老师教我的。

  汉学家杰柳辛,编辑部民族解放运动部主任张仲实先生的副手。他很年轻,对中国了解也较深刻。我们之间接触频繁,三教九流,典故笑话,无所不谈。后来他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工作,我们在莫斯科见过面。1991年5月,我作为工作人员随从江泽民主席访问莫斯科时,在中国大使馆又遇见杰柳辛。他悄悄地把我引到一位老人面前,啊,原来是令人尊敬的鲁缅采夫院士!时隔近30年,这位耄耋之年的著名学者,恳切地谈到当年在布拉格与中共代表赵毅敏共事的是是非非,并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深表赞佩。后来我在接待齐赫文斯基院士访华时听他说,这位经常去中国使馆作客的老朋友,于1991年谢世。

  汉学家丘巴罗夫,我的业务同行。我们经常彼此请教,讨论一些词汇的涵义。有一次谈到俄文великий(伟大的)的用法。中国文章里经常出现“伟大的事业”、“伟大的贡献”“伟大的领袖”之类的说法。他说,在他们国家,活人没有称великий的。我觉得有道理,但又有点纳闷,我说在《真理报》见过德国人的文章,称呼当时苏联领导人“великий борец за мир”(伟大的和平战士)和“великий друг”(伟大的朋友)。他无言以对。又有一次,他问我“大呜(wu)大放”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那是“大鸣(ming)大放”,发扬民主畅所欲言的意思。汉字“呜”和“鸣”,涵义不同,写法就差那么一小点,确实太让外国人为难了。在当时政治生态条件下,相互“逗趣”甚至“抬杠”,朋友之间也是免不了的。

  我和上述两位汉学家多次同行,集体外出参观。我在日记中记载,1959年7月5日我们一起参观了二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最大的纳粹集中营泰雷津(Terezín)。阴森的监狱和残酷的刑场让我们深感战争的恐怖、法西斯的野蛮,也深感我们两国人民作为二战盟友的珍贵。

  再说在莫斯科和北京。我曾与三位研究历史与国际关系的学者密切交往,他们是齐赫文斯基院士、季塔连科院士和米亚斯尼科夫院士。

  我与齐老相识于1986年。1992年我率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正值齐老夫人患重病,我曾专程去拜望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彼此就我们两国改革不同结局的原因做了探讨。1993年齐老率俄罗斯汉学家代表团访华,由我全程陪同,在前往山东曲阜等地一路畅谈。前述1999年9月我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接受荣誉博士证书之后的第二天,齐老还曾邀请我和夫人到他家中作客,热情款待,亲切交谈。(见附件四)

                                  

  2013年上海举办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齐老荣获世界中国学研究贡献奖。作为通讯评议专家之一,对此我感到由衷高兴。齐老如今97岁高龄,我祝福他老人家攀登健康长寿新高峰!

  季塔连科院士是与我年纪相仿、在莫斯科和北京频繁接触的老朋友。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卓越的学者,又是一位致力于中俄友好的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而米亚斯尼科夫院士,则以其治学严谨、为人谦逊和举止儒雅的风度,给我和许多中国朋友留下美好的印象。

  (载中文本《我们和你们---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和俄文本《Мы и Вы---Истории о Китае и России》一书,五洲传播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责编:黄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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