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木:荒唐年代,我造成过“海关最大政治事件”

2016-01-12 09:03:00 环球网 劳木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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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央批准,人民日报决定在巴基斯坦建立文革开始后第一个驻外记者站。1974年3月,老杨和我动身赴任。出关时,因携带政治违禁品,制造了据称是“建国以来海关碰到的最大的政治事件”。知道此事的同志要我讲讲这个如今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和记住我们曾经有过如此荒唐的年代,如此荒唐的事。

  那时的海关对进出的人和物检查都很严,尤其是对文字之类的东西。人民日报国际部为了我们过海关时方便,写了封盖着人民日报社大印的介绍信,大意是:这两位同志要去巴基斯坦建记者站,随身携带必要的资料,请给予关照。在海关看来,这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或曰不打自招。结果,“关照”成了严查,箱子里的物品一件件查,书一本本翻。我带的十几本有关新闻写作和通讯散文集全属违禁品,说法是书中文章的作者差不多都在被打倒和批判之列,内容多是封资修。更要命的是,我带的《九颗红心向祖国》一书中有一幅刘少奇与众人的合影。刘少奇同志当时头戴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不管是直接间接,也不问青红皂白,谁跟他沾边谁倒霉。老杨没带什么书,但他的手提包里装着本毛主席语录,扉页上就是林彪与他在天安门城楼的合影,还有林彪的题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林彪的罪名是阴谋杀害伟大领袖,企图叛国投敌,是全党共诛之全民共伐之的头号敌人,当时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展开。因此,老杨的问题一点不比我小。后来他曾自我调侃:“我那一小本,顶你那一大捆。”

  出了这么大的事,海关领导紧急开会,我们则焦急等待,前来送行的巴基斯坦驻华使馆外交官三番两次地问: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解决吗?因为我们搭乘的是巴航的飞机。决定终于出来了:人可以走,但书全部扣下。

  飞机是波音707,当时是最先进的,乘客多半是老外,入耳的多是洋话。面带微笑的漂亮空姐推着食品车来回走动,不断地问乘客喝点什么,那车上五花八门的饮料是我从未见过的。但我丝毫没有第一次出国的兴奋和新奇感,只感到懊丧,尤其后悔看也不看地就带上那本《几颗红心向祖国》。

  那是一本只有96页的小书,但曾经轰动一时,讲的是1964年4月1日,巴西反动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吉拉特合法政府,实行极端的反共反华政策。政変第二天,就在美蒋特务的怂恿支持下,逮捕了正在巴西的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成员和新华社驻巴西分社记者共9人,非法关押一年多,严刑拷打,利诱策反。我们9位同志忠于祖国,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在狱中跟敌人进行英勇机智的斗争。在中国的坚决抗争和世界人民的声援下,巴西反动政府的阴谋最终失败,只得无罪释放我9位同志。当他们辗转回到祖国时,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周恩来总理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先后接见并与他们合影,其中的一张便收在《几颗红心向祖国》一书中。

  长期的政治熏陶,这样一种观念可以说当时已在头脑中扎下了根: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国内尚且如此,何况国外。带上这本书,无非是想万一也遇上那种情况,一定要以他们为榜样。今天看来似乎可笑,但那确是历史的真实。

  飞机进入夜间飞行时间,我的心绪也像转暗的灯光一样黯淡,且有一种无可名状的不祥预感。

  巴方非常重视人民日报第一个记者站设在他们那里。我们抵达的第三天,巴外交部常务秘书(相当于副部长,而且是唯一的,部长由总理布托兼任)阿格·夏希便接见我们。第五天,我驻巴使馆政务参赞举行招待酒会,巴方300余人出席。当地一家大报的标题是:中国视巴基斯坦为一号朋友。

  但我不祥的预感真的成了现实。大约过了10天,大使秘书打电话让我们去使馆一趟。张大使一改第一次见面时的和蔼可亲,表情严肃地说,国内来报了,你们出国时带了不该带的东西,错误是严重的,要你们认真反省错误,尽快写出书面检讨。

  回到记者站,我问老杨检查怎么写,他说不要把问题说得太重,材料要入档,可能要跟我们一辈子。老杨检讨的基调是组织纪律性不强,我也试着这么写,但总觉得难圆其说,最后上纲到自己政治学习不够,阶级斗争观念不强。

  检查交上去的第二天,张大使又把我们找去。他比上次还严厉,把老杨狠狠训了一顿,说老杨作为一个曾在国外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检讨太不像样子,要推倒重写,我写的也太空泛,需要䃼充。张大使如此不留情面,原来是奉命行事,有难言的苦衷。后来回国休假时才知道,海关把我们的事定性为“建国以来海关遇到的最大政治事件”。当时人民日报主要负责人提出要将我们调回,但上面没同意。不同意的理由是:巴方的高官已接见了,欢迎酒会也开过了,消息也见报了,人刚去就调回,巴方会怎么看?我们怎么向人家解释?

  我们重写的检讨交上去,不见下文,大概是通过了。就这件事,新华分社的同志开玩笑说,你们第一篇稿子就是检讨,新鲜,可惜捞不着拜读。

  受我们的牵连,原本一周后就要去法国建站的老林夫妇被拦下,驻日本朝鲜英国等几个记者站的筹建工作也被暂停,大家集体进行政治学习,颇有“亡羊补牢”的味道。至于老杨,任期不到一半就被调回囯,他心情不好,总觉得这与海关事件有关联。后来他去突尼斯土耳其当记者,在土耳其任上,被诊断患了白血症,回国一周后病逝于北京某医院。我当时正在非洲驻站,未能与他见上最后一面,连他去世的消息也是过了很久才知道。这么多年来,每当想起老杨,心里便泛起怅惘和怀念之情。(劳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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