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邃:中俄美双边关系反差探究

2017-01-23 15:45:00 环球网 俞邃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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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当今世界大国关系而论,备受关注的莫过于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与俄美关系。它们三者都存在合作相处的主观需要与客观前提,但实际上反差却异常之大,其原因值得探究。

  一、三者缘何先后都提出过构建战略伙伴关系?

  中美俄彼此之间都提出过类似的构建战略伙伴关系,相比之下,俄美之间的调子最高,却做得最差。

  1996年4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时,与江泽民主席会晤,两国元首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将发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确定两国关系发展方向是“平等信任,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1997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时,与克林顿总统会晤,“两国元首决定,中美两国通过增进合作,对付国际上的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2001年11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美国和2002年5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俄罗斯,先后发布两国“新关系”和“新型战略关系”联合声明。其中称,俄罗斯与美国“已经克服了冷战的残余,任何一方都不把另一方视为敌人或威胁的来源”;双方“摈弃已被证实无效的、只会加剧该地区冲突的‘大国’竞争模式。”美俄将进入“关系友好的新时代”,“进入一个新纪元”。

  中美俄彼此之间都要构建战略伙伴或战略合作关系,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原因。

  其一,冷战结束以来,各大国先后都开始不同程度地承认和接受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几乎无例外地都在奉行对内自强不息、对外竞争共处的方针。对内,将经济建设与变革置于首位,借助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以提高综合国力。对外,力求改善自己的处境,以赢得尽可能有利的战略地位(美国则竭力维护霸主地位),为本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其二,事实证明,美中俄三者之间不仅因其某种矛盾性影响着世界,而且其难以摆脱的依存性亦即有时表现出的“合力”,也对世界事务产生重大影响。相互关系呈现这样的态势:依存性加深,同时竞争性加剧;自主性加强,同时互补性日增。彼此调整关系的首要前提,乃是谋求、协调和平衡经济基础上的战略利益。

  其三,随着经济因素的作用飙升,国家之间的竞争(包括对市场、自然资源、科技和人才的争夺)变得日益激烈。但同时,各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在许多重要方面(例如反恐、反核扩散)谋求合作的势头也变得越来越凸显。

  二、三者关系的发展趋势与特点何以截然不同?

  这不仅基于各自国情的差别,更取决于当局奉行的方针政策。

  其一,主要取决于政治意愿或者说政治互信。就中俄关系而论,之所以能做到不断深化发展,由于两国领导人具有远见卓识,都在致力于目标类似的国家振兴。从一定意义上讲,中俄都属于转型国家,改革的着眼点都是以扩大同国际社会的联系为方向,力求提高经济效益和科技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两国都需要良好的稳定的外部环境,却又都受到来自美国的种种压力。

  经过双方多年的协同努力和经验积累,中俄关系形成了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补,军事上互动,文化上互通和外交上互商的良好局面。其特色可以归结为“四同”与“四不”。所谓“四同”是:同气相求、同心协力、同仇敌忾和同舟共济。所谓“四不”是:不求名义上结盟,不存在彼此依附性,不干涉对方内政,不搞双重标准。

  其二,同样取决于政治意愿或者说政治互信,中美关系则是在曲折中发展。过程虽较曲折,但经济纽带将两国牢牢拴在一起。加之面对复杂的世界局势,双方存在战略利益结合点。如今两国正在循序渐进地落实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宏愿,这是1997年10月提出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合乎逻辑的延续与发展。

  美国对待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态度一直暧昧,从变相否定到勉强应承再到按照自己的方式做出似是而非的解释,至今其实仍在犹豫过程之中。好比是,咽不下,又吐不出,迟早还得吞下去。预计今年9月习近平主席应邀访美时,奥巴马至少要做出姿态,也许会有一个差强人意的新说法。

  美国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裹足不前,多因出于私利观和狭隘性,对中国和平发展存在疑虑。但在美国也不乏有识之士。例如一位美国作者今年1月14日在日本外交网站发表文章指出,历史表明中国不寻求主导世界,大多数中国人显然认为,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应有地位是作为一个大国(而不是唯一的支配国),其观点必须得到尊重,但同时也与他国和平共处。在中美关系中,还有一个日本因素。日本《追求》月刊2月号署名文章提到,日本今后该如何在世界上发挥影响力呢?作者引用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的话,不是日本在战后70年与美国再造同盟关系,而是与中国建设友好关系。

  其三,恰恰缺乏政治意愿或者说政治互信,俄美之间不断摩擦,反复较量,关系很不正常,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一大焦点。诚然,在美中俄三角关系中不应打牌联合一方反对另一方,但客观上存在利用矛盾为己所用的问题。美国之所以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有所松动,这跟中俄关系坚挺有密切关系。

  三、俄美关系为何难以做到像中美关系那样相对平稳?

  从2014年国际形势来看,美中俄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大众舆论多公认美国是麻烦制造者(或者说动乱策划者),俄罗斯是举世瞩目者(或者说众矢之的者),中国则是备受尊重者(甚至被赞扬为时代潮流引领者)。俄罗斯与美国关系持续紧张,因彼此之间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矛盾。

  其一,普京上台之后明确提出不走欧美道路;接着高呼“给我20年,还给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随后指出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说“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懊恼,谁就没有良心;谁想再回到苏联,谁就没有头脑”;后来又提出构建“欧亚联盟”的战略构想并在逐步加以落实。加之,针对美国的霸道行径,普京不时发出强有力的抨击声音。这一切使得美国非常反感和疑虑,认为普京是在留恋苏联并想回到苏联,必欲置普京于倒地而后快。俄罗斯为了国家振兴,前提是要确保国家统一,确保经济增速,确保政局稳定。美国借助北约东扩、颜色革命和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乃至增加驻军,对俄罗斯不断示威施压,恰恰有损这三个“确保”。普京对美国态度强硬,还以颜色,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逼出来的。

  其二,俄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脆弱。一般认为,俄美伙伴关系存在三个缺陷:一是缺乏像美国与北约盟友之间建立起来的那种军事政治领域的长效合作机制;二是没有像俄罗斯与中国之间那样稳定的经济合作基础;三是俄美双方对恐怖主义威胁、对核扩散的认识有所不同,在反恐重点和处理伊朗核等问题上也不完全一致。

  其三,鉴于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大国,美国的战略重心无论仍在欧洲,或是向亚洲方向转移,俄罗斯始终摆脱不了作为它重点防范和打击的对象。俄罗斯虽说自己属于欧洲文明,要回归欧洲,但同时强调自己是一个欧亚大国,对本国亚洲部分的开发提上日程,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注意力,特别是与中国和印度形成了深层次的战略协作伙伴和全面合作关系。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亚洲方向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四,从根本上说,俄美之间互有战略需要,既彼此借助,又相互排斥,其主次之分将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借助因素若占上风,则合作协调的趋势明显;排斥因素如起主要作用,则矛盾斗争方面突出。即使在乌克兰危机情况下,它们之间的战略结合点也没有消失,在反恐尤其是应对“伊斯兰国”、防止核扩散、削减战略武器以及其他全球性问题方面,美国仍需要俄罗斯的配合。两国关系不会总是剑拔弩张,迟早还会有所调整。从长远看,民族利益、大国地位和世界影响等因素在俄美关系中将起根本性作用,这就决定了排斥面往往要大于借助面。

  四、涉及中美俄关系的若干杂音值得关注。

  这里举几个突出的、传播较广的例子。

  其一,引用毛泽东的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来怀疑甚至否定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个问题涉及对现时代主题特征的认识。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必须首先考虑与谁打仗、革谁的命,这是无疑的。但在当今,如果我们都接受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那么我们首先考虑的应为谁是我们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去寻找敌人。当然,合作伙伴亦即朋友,有真假之分,有全心全意与半心半意之分,对于虚假的甚至怀有敌意的合作伙伴,当然要予以防范,要与之适当斗争。就美国而论,它在二战期间曾与中国结成同盟,是合作伙伴。今天,我们对其霸权主义行径仍要坚决抵制和反对,但不能因此就认定它是敌人而不能搞合作。

  其二,翻出沙俄对华侵略的历史老账,大讲“还我领土再谈合作”。面对当今良好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关系,这样提出问题的用意是非常可疑的。1989年5月邓小平在与苏联领导人谈话时就明确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原则,2001年中俄签订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8年完成了两国边界勘界立碑工作,全面解决了两国边界问题。这样睦邻友好的国际环境,对于我国和平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不应挑起事端把历史老账算在俄罗斯现领导人的头上,要防止和谴责任何有损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大局的言行。

  其三,认为既然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那么中俄关系就应服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确实重要,但不能因此贬低中俄关系的特殊重要性。常言道,周边国家是首要,大国关系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那么俄罗斯这三点均具备,何尝不是重中之重!如果我国没有与俄罗斯日益深化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国周边的环境要严峻得多,遇到的外部风险要大得多。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认识。

  顺便一提,多年来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形成了处理大国关系(当然包括与美国和与俄罗斯的关系)的一系列原则,值得加以弘扬。笔者将其归纳为10点:1.国家利益原则; 2.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原则;3.平等互信、合作共赢原则;4.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原则;5.包容互鉴、多样性原则;6.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原则;7.面向未来原则;8.发展中国家优先原则;9.反霸权主义原则;10.联合国核心作用原则。我国在贯彻实施这些原则时,充分体现了言行一致、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不卑不亢的特色。(文章来源于《中国战略观察》)

责编:刘弘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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