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勤:全球治理要先“治”后“理”

2017-03-13 09:57:00 环球网 刘志勤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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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在三月九日举行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旨在加强对“全球治理”议题的研究。据了解,这是大学院校首个以“全球治理研究”为重点的智库型机构,一定能够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可靠有效的政策信息服务。

  “全球治理”不是一个新鲜词汇,特别是在近十几年来,中国智库界对“全球治理”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人们从初始的参与到争取话语权,再到各种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以为相关的国际秩序和行为准则的商讨,中国的角色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中国声音和中国作用越来越引起国际关注和重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面临的“新全球化”挑战,中国由被动的参与“全球治理”转型成为主动的“全球治理”的推动者。这个进程转化,显示了中国“治理理念”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稳中有进”的提升,符合中国目前的经济地位和实力。

  “全球治理”要“先治”“后理”。世界上有多种方式的“治”法:有文治,有武治;有法治,有徳治;有权治,还有“钱”治。究竟哪一种适合哪个国情,似乎都取决于各国的民心所想。全球问题如此复杂,仅仅依靠单一的方式去“统治”,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只有采用多种形式组合,才可能获得比较满意的结果。“治”是大局,是宏观政策,只有确定了“治”的大盘方针政策,才能够制定实施具体的“管理”,本属于微观层面的细枝末节上。纵观当今世界各国存在的问题,基本都是没有认识和处理好“治”和“理”这个矛盾对立统一体的相互关系。而中国恰恰在处理这个关系上取得了极其珍贵和有借鉴意义的成功。

  中国之所以具备了参与或引领“全球治理”的能力,首先是因为中国成功的“治理”了世界上最复杂,最多元,最困难的国家,把一个如此多样的经济体转变成为新型的发展中国家。这个“治理”过程使中国获得其它任何国家无法想象的经验。能“治理”好中国,就一定有能力参与“治理全球”这个伟大的基础工程。

  中国的古代圣贤说过:“治国无法则乱……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说出了治国的基本国策在于依法而治,而法律法规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要与时俱进,与时俱变,才能让法律和时代紧密结合,才能产生真正的治国功效。我们所谈的“全球治理”就是要有针对性的寻找正确的“治国理政”的“治理”之道。各国国情千变万化,文化宗教信仰和经济结构均有很多不同,所以不可能有一个统一标准的模式來解决“全球治理”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的“全球治理”要解决的问题绝不是达到“全球一致性”而是保留和保护“全球不同性”,只有保持了“不同性”才能找到全球利益的共同平衡点。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海湾战争以及后来的中东战争,之所以没有达到战争发动者的目的,原因在于这些战争的目的是想消灭其它国家的不同性,强行把它国文化价值观归纳到西方领域里,这种“治国理政”的结果只能是越治越乱,越理越离,真正的南辕北辙。所以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全球治理”工程虽然投入巨大却收效甚微,根本原因在于保留差异化,不同性,是“全球治理”成功的核心因素。

  其实,“全球治理”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中国古人教导的:“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治国理政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让老百姓富裕而是长寿。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的执政核心任务就是要民众尽快富庶,人民的寿命大大延长。这两个任务基本顺利,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接近九千美元。有的外国机构预测再过10年中国人均收入可以达到1250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也达到75至80岁左右。以此为标准推动“全球治理”的工程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一带一路”正是强化和丰富现有的“全球治理”的理论和路线,让沿路国家的民众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实现富裕和长寿的双重目标,这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的基本路线也是世界各国的共识:“全球治理”需要全球人的共同努力,而中国将为新时代的“全球治理”提供宝贵的“中国治理”经验,全球共享包容的繁荣。(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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