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泰平:改善中日关系的几点思考

2017-09-28 10:11:00 环球网 王泰平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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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对日政策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是中国一贯的对日政策。习近平主席2015年5月23日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尽管中日关系历经风雨,但中方这一基本方针始终没有改变,今后也不会改变”。

  2013年10月中国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和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都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亲仁善邻,诚信为本,让中国的发展惠及周边,实现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包容开放发展。日本是中国重要近邻,同样是中国周边政策的适用对象。处理对日关系,四个政治文件是准则,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台湾问题是底线,睦邻友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是方向,世代友好是目标。

  中日关系存在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问题,解决需要非常高的政治智慧。需要时间,往远看10年、20年年后还是有希望的。从这个角度看,今后十年左右,对中日两国来说,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时期,是决定中日关系前途的极为重要的时期,也是个敏感时期。为改善关系,应正确看待和妥善处理以下课题:

  从战略上正确定位对方

  中日关系今后如何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能否消除各自的心理问题。日本需改变对中国的优越感,正视现实,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中国人应该表现出与自己国家的地位相适应的自信,从过去一百多年里遭受日本侵略和压迫而造成的精神和心灵的严重创伤中走出来,摈弃与日本对抗和“弱者心理”,理性对待和处理问题,防止情绪化。我认为,客观认识中国的变化,心理上适应中国的发展,从战略上正确定位中国,解决中国是伙伴还是对手的认知问题,这是日本能否正确处理对华关系的关键问题。

  历史问题

  正确对待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建立中日信赖关系的起点。承认而不是否认那一段使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历史,并以实际行动解除亚洲国家的疑虑,至今仍是日本有待解决的一大课题。

  中国人在处理中日关系时一贯抱着向前看的态度。45年前,中国捐弃前嫌,同日本复交,希望从此把不愉快的历史之页翻过去。遗憾的是,复交45年来,历史问题却经常给两国关系蒙上阴影。这并非因为中国人喜欢旧事重提,而是在《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遭到亵渎、民族感情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的反应,正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日本少数人在历史问题上一再挑起事端,不仅损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也是给日本和日本人民制造麻烦。因为这不符合日本人民的历史观和要求中日友好的意愿,也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在纪念邦交正常化45周年时,认真总结这一经验教训,达成共识,对发展21世纪健全的的中日关系,十分必要。

  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统一大业,是中国同各国关系中的重大原则问题。台湾问题的关键是外国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不要做有损于中国统一和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回顾45年来的中日关系,台湾问题始终作为一个重大的敏感问题存在着。是否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有关协议和谅解,直接关系到中日关系能否健康、顺畅的发展,一直为中国政府和人民所关注。

  中方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分裂、反对外来干涉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在这个事关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问题上,没有任何灵活、松动的余地,更不可能妥协、退让。 中国重视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曾经作出的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不发展与台湾官方关系、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承诺,希望日方切实信守诺言,并对存在于台岛内外的分裂、干涉活动保持高度警惕,遇事慎重处理,防止因此影响中日关系的大局。

  钓鱼岛问题

  关于钓鱼岛问题,中日双方各有各的立场,分歧客观存在。不承认分歧,是自欺欺人。双方要达成共识,管控分歧,以免因这个问题再度影响两国关系大局。

  对于“岛争”问题最终如何解决,中日双方都有不少议论。笔者认为,三十多年前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仍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 现在,对这种解决办法,日本政府并不认同,中国国内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称“中国的领土为什么还要共同开发?”。中日双方甚至都有些极端的主张,认为为此可以“不惜一战”。

  我认为,邓小平当年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构想并未过时,最终的出路可能还是要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办法来解决。因为现在尚未找出比这个办法更高明的办法,恐怕再过二、三十年也难以找到比这个办法更高明的办法。

  邓的构想是个大智慧,既维护了自身的利益,又照顾了对方的关切,体现了“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而不是用战争手段去解决国际争端”的时代精神和“外交是妥协的艺术”的国际常识。 我还要指出的是,邓小平的这个主张并非一家之言,美国前总统卡特就提出了“共同享有主权、共同开发”的主张。

  日本国内也有些人提出类似的主张,如日本外务省前高官孙崎享认为“搁置争议是对日本最有利的选择,这个好处就是中日之间未来可以建立类似于欧盟共同体那样面向未来的两国合作关系”。日本著名学者、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认为,把钓鱼岛“作为日中和平友好合作和共同发展的象征,缔结共同管理协议,是最妥当的解决之路”。

  台湾的马英九任国民党主席期间也认为搁置主权争议、共同探讨资源共享是解决钓鱼岛争端的唯一办法。他认为主权不可分割,但资源可以分享,可通过资源分享化解争议。我相信,终有一天,中日双方都会接受这个方案,使东海成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

  中日经济关系

  中日经济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内容。45年来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在中日间形成了经济上各有优势、互补性很强的关系。 早在1954年,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就提出日中两国“共存共荣”的口号。他认为要实现真正的共存共荣需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是“和平共处,谁也不要存别的心思”,“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彼此承担义务”。第二是“中国工业化和日本工业化”。周总理说,中国工业化了,日本也工业化了,不会有冲突。“假如永远是工业日本,农业中国,那么关系是不能搞好的。”“中日经济力量发展了,需要就会增加,互通有无的可能性就会更大”。“我们的关系不应当是一方依靠另一方的,而是相互的、依据彼此需要进行合作的关系”。“我们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越发展,关系就越巩固,也就越能推动政治状况的改变”。

  假如说周总理在60多年前提出的“共存共荣”还只是一个理想,那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5年后的今天,“共存共荣”的局面已经令人鼓舞地摆在我们面前了。45年来,中日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和谐发展,互相促进,使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全面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两千年中日交往史上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扩大了中日间优势互补的范围,提高了优势互补的层次,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把潜在的合作可能性变为合作的现实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日本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使中国受益的同时,也使日本自身受益。

  中日经济合作关系的大发展是在中日政治关系不断巩固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的。45年来的经验证明,没有良好的政治关系,就不可能有富有成果的经济关系。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保持中日关系不受干扰地长期稳定发展,是实现真正共存共荣的保证。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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