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泰平:如何评价目前的中日关系?

2017-09-30 08:35:00 环球网 王泰平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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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45年来,中日关系经历了奠定政治、法律基础(1972年恢复邦交到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关系大发展(1979年到1990年代中期)和转型期(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三个阶段。

  从实现邦交正常化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日双方尽管在台湾、 历史、 领土等敏感问题上产生过一些矛盾和摩擦,但总的说来,友好合作是两国关系的主流,两国关系经受住了国际形势和各自国内政局变化的考验,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度,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应看到,1972年实现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中国领导人出于高度的战略谋划和政治判断,捐弃前嫌,以宽广的胸怀与日本达成的和解。所建立起来的关系,是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曲折之后重归于好的特殊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围绕中日关系的国际形势和各自国内状况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殊关系”难以为继,“普通关系”势在必行。国际上,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重组,中日两国的战略性合作纽带不复存在了。日本进入政治转型期,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右倾化思潮泛滥,战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进入权力中枢,他们不像老一代政治家那样有“战争罪恶感”、“战败国意识”,亟欲摘掉“战败国”的帽子,加紧走向政治大国,进而在历史和台湾等问题上,挑战双方达成的协议原则,导致中日关系矛盾和摩擦增多。

  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导致东亚出现两强并立的局面,打破了甲午战争以来中日两国实力始终不对称的格局。面对新现实,日本缺乏心理准备,失落感、危机感交集,失去自信而困惑,不知道应如何同中国打交道;日本右翼势力则由于失去对中国的优越感,产生焦虑、不安情绪乃至不服气和对抗心理,有些人要对中国说“不”。21世纪初小泉首相一再参拜靖国神社和2010年以来日本为政者屡屡在钓鱼岛问题上莽撞行事,都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典型反应。

  中日关系“新常态” 应该承认,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中日力量对比变化对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我看来,这几年,日本不断制造麻烦,挑战中日关系的底线,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迷茫、彷徨、一种心理顿挫后困惑的反映。这种现象缘于中国在日本的外交定位问题上尚未获正确解决。也就是说,对于日本来说,中国究竟应是战略合作伙伴,还是战略防备对手的问题,尚待解决。这是中日关系在旧的平衡被打破而新的平衡尚未建立起来的表现,表明中日关系正处在转型的过渡期,在如何对待今天的中国方面,日本正在经历漫长而艰难的外交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过程,日本要接受身边强大的中国,可能还需要时间。

  我认为,日本对华政策的调幅其实很小,绝大部分日本人都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日本社会确实有一定的所谓“嫌中”情绪,这种情绪因钓鱼岛问题还有所升温,但大部分人能分清“情绪”和“理智”的区别。在理智上,朝野上下都知道中国很重要,深谙发展对华关系可以获得很大利益,这不仅是指经济方面,也包括安全外交诸多方面。正是这种民意背景,迫使安倍首相在力推其国内政治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后,不得不做出改善对华关系的姿态,一再喊话希求实现首脑会晤,修补同中国的关系。

  经过双方努力,2014年APEC北京峰会前,两国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在此基础上,两国关系开始恢复和改善进程,但由于中日关系仍处在以矛盾和摩擦频发为特征的转型期,旧平衡被打破了,而新平衡尚未建立起来,中日之间经济上的互需与政治上的博弈共存成为“新常态”,是一个不稳定、前景模糊的时期,而且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因为造成这种局面的背后有相当复杂的原因,只要这些复杂的因素存在,中日关系就只能在目前的处境中徘徊,谋求改善关系的努力难以明显奏效。因此,欲真正改善中日关系,要治标,更要治本。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外交部前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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