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黎巴嫩总理辞职与沙特外交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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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近日在访问沙特期间突然通过沙特的阿拉伯电视台宣读辞职声明。他称伊朗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并且威胁自己的生命。但是哈里里的辞职声明太过蹊跷，不仅是在沙特而不是在黎巴嫩发出，而且随后更是处于“失联”状态。尽管12日沙特官方播出了哈里里与沙特高层会面的图片，但是仍然无法消除人们讨论哈里里突然辞职的“阴谋论”。哈里里的突然辞职，不仅可能带来黎巴嫩政治危机，更暴露出了黎巴嫩脆弱了政治体制现实。独特的分权体制黎巴嫩从二战之后获得“独立”以来，其国内政治形势一直非常脆弱。这种脆弱主要是源于黎巴嫩疆土的独特范围。大体上来说，黎巴嫩国家的建立，尽管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近代以来阿拉伯基督徒的呼吁与号召，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需要面临“小黎巴嫩”和“大黎巴嫩”两种政治边界的“抉择”，两种政治边界方案的地理界限在于是否要建立一个跨越黎巴嫩山脉的国家实体。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1920-1943年)，“大黎巴嫩”方案最终成为了黎巴嫩国家的现代雏形，穆斯林人口占据多数的一些沿海城市、贝卡谷地、阿米勒山区等地理区域被并入现代的黎巴嫩国家，而参照欧洲国家的议会体制也奠定了黎巴嫩现代的政治框架，并且通过1943年的《民族宪章》以及随后的《宪法》予以确认。黎巴嫩的“分权”“议会”体制，受到了黎巴嫩国内不同宗教和民族的现实影响，因此国家建构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在1943年的《民族宪章》中明确规定，“共和国总统为马龙派基督徒，总理为逊尼派，议长为什叶派”，议会中的议员比例也根据基督徒和穆斯林人口的比例来分配。而在现实中，各个宗教和民族阵营，内部往往又根据家族和地域的不同，而分裂为更多且更加复杂的政治派别。各个不同的政治派别，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客观政治力量，来高举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大体上相对弱小的政治阵营，往往会依靠较为世俗的和左翼的政治意识形态;而相对力量较强的政治阵营，则往往会高举“泛民族主义”“泛宗教主义”的意识形态，希望能够成为阿拉伯世界或者整个中东世界某种“大身份”下的一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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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复杂的关系，也使得黎巴嫩能够成为周边国家和地区力量竞相干涉和介入的对象。1975年到1990年长达十多年的内战，不仅极大的干扰了黎巴嫩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更动摇了黎巴嫩国内政治制度根基，黎巴嫩的国内政治稳定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恢复。1989年黎巴嫩内战各个派别订立的《塔伊夫协定》，尽管帮助黎巴嫩各方中止了内战，但是一方面，协定确定了叙利亚在黎巴嫩国内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黎巴嫩国内的政治动荡根本原因没有得到解决。2005年时任黎巴嫩总理的拉菲克•哈里里遇刺(一般认为哈里里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所刺杀)，便是叙利亚在黎巴嫩国内具有重大影响的表现，而随后不久爆发的黎巴嫩内战，便是黎巴嫩脆弱政治格局的延续和结果。尽管2006年黎巴嫩国内政治军事派别签署了《多哈协定》，但是真主党独大，以及国内各个不同政治阵营和政治派别之间“碎化”的复杂关系，仍然没有改变。2014年5月，黎巴嫩总统苏莱曼离职之后，黎巴嫩总统职位长期空缺，直到2016年10月才由米歇尔•奥恩出任黎巴嫩总统至今。外部力量的干预黎巴嫩国内政治架构的主要问题存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根据曾经的人口和政治精英力量格局为基础，希望“一劳永逸”的设计出能够代表黎巴嫩未来政治格局的政治体制。黎巴嫩的教派民族分权体制，是法国委任统治下的特殊历史时期制定的、具有某种妥协性和临时性的历史产物，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凝聚黎巴嫩国内政治精英的共识，但是无法适应长期的人口和族群变化，更无法适应政治领导层变更所带来的冲击。某些曾经被边缘化或者还未形成政治意识的利益集团，往往希望能够以暴力形式来反抗这种政治安排，而一些曾经的既得利益者，则可能会出于本政治阵营人口比例上升、外部力量支持等有利条件，希望博取更大的政治收益，因此导致黎巴嫩国内无法实现政治平稳运行。另一方面，脆弱的政治凝聚力，以及历史上与“大叙利亚”政治和地理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黎巴嫩极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干扰。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叙利亚”往往就被表述为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地理概念，其大致范围向北到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南段，包括土耳其南部，向南则延伸穿过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直至苏伊士运河东岸的西奈半岛。直到今天，很多叙利亚人谈到黎巴嫩，会伴随着非常复杂的情感，倾向于将黎巴嫩认为是“失去的故土”，因此叙利亚对于黎巴嫩的地缘政治影响，也就不难理解。就黎巴嫩教派政体而言，影响系统运转的外部因素既包括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也包括超国家的意识形态因素等。这些因素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对其国内政治产生影响。传统的教派或宗教文化纽带，教派精英与外部盟友间长期或短期的利益联系，意识形态宣传机制，如特定教派精英被“泛阿拉伯主义”、逊尼派和什叶派教派矛盾等政治话语所绑架，外部军事干预，如巴勒斯坦、叙利亚、以色列等外部军事力量的直接介人。左右为难的哈里里在大多数情况下，外部因素的渗透和影响显然不利于维护黎巴嫩国内政治稳定，然而在少数利益攸关方已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外部因素也可能成为维持黎巴嫩政治运转的最重要动力。比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叙利亚一直都是黎巴嫩国内政治重要的“裁决者”，阿萨德家族一直对于黎巴嫩政治局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2005年倡导独立自主的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遇刺身亡之后，黎巴嫩国内政局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方是以逊尼派为主，联合其他政党组成的“三月十四日”运动，反对叙利亚对黎巴嫩的介入和干涉;另一派则是以什叶派的真主党为主，联合其他一些政治党派和力量，组建了“三月八日”运动，强调与叙利亚的“友好关系”。大体上，“三月八日”运动与伊朗和叙利亚关系密切，而“三月十四日”运动则与沙特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密切。需要指出的是，“三月十四日”和“三月八日”运动内部，各自并非“铁板一块”，一些政治力量往往会根据各自的政治利益而更换阵营。尽管在2011年之后，叙利亚由于国内政治乱局的干扰，对于黎巴嫩的影响有所减弱，但是黎巴嫩真主党仍然是黎巴嫩至关重要的政治力量。一方面真主党所领导的“三月八日”运动，与“三月十四日”运动在黎巴嫩议会中的席位相差无几。因此无论是现在的总统奥恩，刚刚辞职的总理哈里里，或者是内阁中各个部长名额的分配，离开了真主党的“点头”都无法实现。另一方面，真主党有自己的武装，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有自己实际控制地区，黎巴嫩中央政府事实上无法管控。当哈里里在2016年底成为黎巴嫩总理之后，其主要的支持者沙特对于哈里里曾经有着很高的期望，希望其能够帮助沙特约束真主党在叙利亚地区的“参战”，并且帮助制约伊朗在黎巴嫩境内的扩张。尽管有消息传出，萨阿德•哈里里之后，沙特希望扶持哈里里其他兄弟，如富商法赫德•哈里里来接替萨阿德在黎巴嫩国内的政治职务，并且支持法赫德竞争下一任黎巴嫩总理职务，期待法赫德或者其他“候选人”能够强力压制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和大叙利亚地区的影响力。但是事实上，无论是哈里里或者是黎巴嫩任何政治领导人，都无力完成此任务。与此同时，沙特孱弱的军事实力，决定了其只能够通过“金元外交”的方式，以“软实力”为媒介来向黎巴嫩施加压力，而这种方式无法制衡伊朗和真主党事实上的“硬实力”。因此哈里里也就成为了沙特——伊朗对峙下，最容易“被牺牲掉”的政治人物。（作者为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科学学院博士候选人）</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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