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上合组织与普通百姓的三大切身利益

2018-06-09 13:44 环球网 王文

  6月9-10日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是当下最热门的新闻事件,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懂这是一场怎样的峰会?为什么要开?开了峰会对中国人有什么好处?大多新闻报道要么过于关注青岛的城市细节,像城市宣传片;要么宏大叙事,普通百姓不一定能听明白。讲好中国故事,关键的一点是要讲清这个故事与百姓切身利益之间的关系,且要简短意赅地讲清楚。讲上海合作组织的意义同样如此。

  总结起来,上海合作组织至少与普通百姓有三点容易被忽视的切身关系,或者说利害相关点。

  第一,上合组织让中国西北变得更安全、更稳定,是全中国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基石,也是百姓生活详和安康的外部屏障。

  当前,中国在东北、东南、西南等方向均面临巨大的安全压力与威胁,而西北方向邻国最多、边境最长、居民最稀、驻军最少,“三股势力”一度猖獗,现在却能维持了稳定与安全,上合组织居功至伟。

  1996年,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首次会晤,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开始解决五国边界问题。1997年4月24日,“上海五国”举行第二次元首会晤,签署了五国关于边界裁军的协定,逐渐增进了中俄、中国与中亚的互联,最终在此后几年里完成划界和实现边境安全,使中国西北上万公里的边境驻军渐渐地降到了最低水平,大大降低了中国的国防成本。试想,如果中国西北长期重兵把守,广大内地与沿海地区21世纪以来的高速发展有那么容易吗?

  近年来,上合组织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与分裂主义势力的极大扼制,推动了中国安全环境的营造。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为代表的暴恐势力在我国活动猖獗,境内外“东突”分裂组织超过50个,包括制造爆炸、进行暗杀、投毒、纵火、袭击警察和政府机关、建立秘密训练基地、筹集和制造武器弹药、策划与组织骚(暴)乱事件、营造恐怖气氛等,自1990年至2001年,“东突”势力在中国新疆制造了200余起暴力恐怖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这些暴恐分子以宗教极端思想为指导,以恐怖主义为手段,以分裂国家为目的,对民众生命财产、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构成了严重威胁。维护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是中国积极推动上合组织成立的重要原因。

  上合组织通过建立健全法律体系、成立地区反恐机构、举行反恐联合军事演习,有力遏制了新疆暴恐活动频仍的势头,确保了西北地区的稳定大局。2001年6月第一次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此后,又成立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举行“和平使命”、“天山反恐”等系列联合军演十余次,最终使“东突”势力的组织化水平明显被削弱、“东突”势力与国外恐怖势力的直接联系减弱。此外,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范围还扩大到包括打击毒品走私、跨国犯罪、非法贩卖武器、非法移民和边防合作等领域,而且向传染病防治、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等领域逐步扩展,丰富了地区安全合作的内容。可以说,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城市治安与反恐环境最好的国家,上合组织的外部作用不可替代。

  第二,上海合作组织让中国交了许多新的“铁朋友”,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更高,让中国人在世界上变得更受尊重。

  上合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也是第一个缘起于解决边界问题的国际组织,也是在21世纪成立的第一个新型区域合作组织,还是第一个提炼出“三股势力”的概念并将打击这些势力作为组织使命的国际组织。目前,上合组织已是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面临最大的地区性地区组织,中国是最重要的牵头国家之一。

  中国人对中亚是陌生的,甚至还长期停留在西域的历史记忆中。苏联解体后,中亚诞生了许多新国家,如何与他们打交道是一件难题。因为上海合作组织的酝酿与成立,从2000年到2011年间,中国与中亚国家的高层互访次数达150次,2011-2015年间,中国与中亚国家的高层互访次数有39次。自2013年以来,中俄两国元首会面近30次。如此频繁的高级别会晤,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增进了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情谊,有助于化解成员国间的矛盾。

  2001年6月15日,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齐聚上海,宣布在“上海五国”基础上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尝试超越传统地区合作模式。要知道,上世纪90年代,但西方国家大肆宣扬“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等理念,肆意干预他国内政,单边主义盛行,中国一度受到西方制裁,主权压力极大,甚至还发生驻外使馆被炸的耻辱事件。上合组织秉承“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与冷战时期对抗与零和博弈的思维完全不同。

  上合组织内部成员国之间政治制度差异较大,但却突破了不同政治制度对国际合作的束缚,通过有效协调彼此对外政策,实现了互利共赢,从而保障了组织的顺利运行,树立了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和文明背景的国家超越差异、全面合作的典范。2017年,上合还批准两个矛盾重重的南亚大国印度与巴基斯坦成为成员国。相比于1970年代成为西方七国集团(G7)延续了半个世纪的保守、封闭,上合组织的开放、包容更令人尊敬。

  从宏观上讲,这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贡献;从微观上看,也是对中国得以捍卫主权、持续发展的重大维护。更直白一些说,冷战结束以后,在西方强大的战略攻势下,中国没有成为21世纪的苏联、南斯拉夫、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重要的外部支撑作用。

  第三,上合组织令中国对外经贸飞速增长,复苏了陆路通道与市场,促进了“一带一路”迅速发展,使中国对外发展多了一个富有潜力的新方向。

  上合组织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与各成员国双边关系实现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构建与升级,并促使经贸合作不断深化。据统计,中国与中亚成员国(哈、吉、乌、塔)的贸易额从2002年的2.3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290.38亿美元(2017年中哈双边贸易额为180亿美元,中吉双边贸易额54.48亿美元,中塔双边贸易额13.70亿美元,中乌双边贸易额42.2亿美元),增长约55倍。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双方贸易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之后双方贸易额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同时,在教育、体育、旅游、环保、艺术、卫生等各领域的合作稳步推进。成员国多次成功举办艺术节、音乐节、青年节、教育周等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活动,并建立网络式统一教育空间(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对夯实上合组织发展的民意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新时代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上合组织的覆盖区域高度重合。得益于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多年互动积累的互信,中国与其他成员国可就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进行协商,并拟定和启动具体的双边合作项目。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更多依靠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避免了相互竞争而造成资源的浪费。中国与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和“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与哈萨克斯坦部署《2025年前战略》和“光明之路”计划、与乌兹别克斯坦提出“2015-2019年生产本地化纲要”、与吉尔吉斯斯坦已完成《2013-2017年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塔吉克斯坦实施《至2030年国家战略》、与蒙古国提出“草原之路”战略、与印度实施“季风计划”都实现了相当大程度上的对接与与合作,削减双边合作中额外的交易成本,可使各方在推进战略对接的过程中实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

  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形成了以相互信任、裁军与新安全观为内涵的新型睦邻安全模式,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模式,以大小国家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文化互补、经贸发展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在国际关系中具有典范性意义。

  展望未来,上合组织前景光明。经过17年的发展,上合组织从主要着眼于安全合作的地区性合作机制,逐渐成为世界上涵盖地域最广、拥有人口最多、涉及多个合作领域的跨区域国际组织,成绩瞩目。相较于当前一些地区性国际组织遭遇发展瓶颈或面临方向性危机,如欧盟因英国脱欧而一体化进程严重受阻,阿盟因中东乱局而无所作为,南盟因印巴对立而岌岌可危,东盟也因内部观点分异而凝聚力下降,上合组织不仅维持了强劲的发展动力,而且还实现了首次扩员,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事实上,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加入,有望使上合组织在推进全球和地区治理、协调成员国在战略领域的关系、推进成员国之间互利合作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毋庸置疑,扩员后的上合组织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既有一些之前尚未解决或未得到足够重视的老问题,也有首次扩员后衍生的新问题。然而,鉴于上合组织在过去17年中一直是在解决难题的过程中实现不断发展的,以及成员国在合作过程中积累了较高的政治互信和丰富的互动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上合组织能够利用各种已有机制或创设新的机制(如冲突解决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保障组织不断向前发展。

  总之,在当前国际社会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之际,上合组织是一股清流,它有助于削减成员国之间互动的不确定性,维护它们所在区域的稳定,并对周边区域产生积极影响。应该说,上合组织的持续发展,对各成员国来说是机遇而非挑战,对国际社会而言是福音而非威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

责编:魏少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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