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木:怀念大学同学“山羊”,心里酸楚

2018-06-23 00:22 环球网 劳木

  父亲节刚过,谨将此文献给现任和候任父亲们,让大家认识一位历经沧桑的父亲。

  “山羊”,是我一位大学同班同学的绰号,真名范国瑛。算起来,他离开我们快20年了。

  刚入学时,19岁的他下巴上竟有一撮小胡子。这个特征很快被同寝室的伙伴抓住,送他绰号“山羊胡子”。他欣然领受,遂在全班传开,并简化为“山羊”。

  山羊口吃,吐字慢且重复,别人一分钟说完的话他得两分钟,起初很让人不耐烦,慢慢地觉得话从他嘴里磕磕巴巴说出来,倒别有韻味。说来也怪,他唱歌、朗诵、说台词一点也结巴,浑厚宏亮的嗓音,标准的普通话,成为班上绝对的文艺骨干。有一年,我们班为全校奉献了一台话剧《伊索》,深得好评,山羊正是伊索扮演者。大家都夸他特别入戏,形神兼备,把个伊索演活了。尽管谁也没见过伊索,但想象中的伊索就该是山羊演的那样。

  要说性格,山羊是讨人喜欢的那种:随和、幽默、调皮,有时喜欢搞点恶作剧。譬如,他就敢在男生宿舍走廊里伸开双臂挡女同学的路,让她们从他腋下通过。又如,在饭厅吃饭,他端着碗走来走去,嘻嘻哈哈地从女生碗里挑肉吃。男女同学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他是山羊。

  就这样,他虽然没当过团干部班干部,但在同学心目中挺有地位,经常被念叨。

  1964年从新闻系毕业后,山羊被分配到复旦大学西方政治经济研究所,我则在该所读研究生。我俩从同学关系变成师生关系,但情分依旧,当着熟人的面,仍然是我喊他“山羊”,他叫我“马逗”。

  研究所独占位于校园西南角的珮琳院,所里虽然在小楼里为每位研究生安了张桌子,但因为要上课和先后下乡劳动,我跟山羊聚谈的机会并不多。文革开始不久,听说他父亲被打成“逃亡地主”,一向开朗乐观的他变得郁郁寡欢,沉默寡言。1967年8月,我到北京不久,又得知他与人私下议论时政,说了些犯忌的话,被告发,受到批判。其心境之凄凉可想而知。

  文革结束后,山羊调换工作回到北京,去社科院一个研究所上班。虽然各自所在的单位相距很远,但我俩的交往却多了起来。这有个缘由:我研究生时的同学老梁与山羊交情甚厚。老梁本来已留在研究所,但上海市革委会做了个荒唐的决定,不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凡1967年以后毕业的,一律下基层,不准留在学校和机关,老梁便去了上海录音器材厂。该厂是全国同行业的龙头老大。老梁人聪明,懂经济,数学好,入厂不多久就成了骨干,厂长每次到北京汇报工作都带上他。老梁凡到北京都抽空到我这里看看。一接到老梁要来的电话,我马上喊山羊早点过来,一是聊天热闹,二是让他做饭,他炒菜有一手,远为我所不及。

  山羊脑子灵,又勤奋,业务上很快就出了成绩。有一次,他带来一本大书,有几百页,是他的译作。我翻了翻,多半看不懂。翻译这样深奥的科学著作,得掌握多少外语辞汇,该有多丰厚的知识储备!那次,我跟老梁把山羊狠狠夸了一顿。

  后来他又被调到研究所下属的一家杂志社。据山羊说,该杂志的编制是14人,但大伙纷纷离职,人最少时只有他一个。从约稿、编稿、校对到送工厂印刷,全由他一个人扛着。工作压力大,加上糖尿病加重,其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有一次,他说视力不好,看半个小时稿子,眼前就一片模糊。我们劝他别这么不要命,干脆请病假。他摇头叹息:“不行啊,我得评职称,只有评上正高才能分到房子。”不知他何时评上正高,但我和几位同学最后一次去他家时,他还住在5楼的两间半房子里。那时他已双目失明,但还执意要自己为大家泡茶。看他摸索着、颤抖着冲水浸茶的样子,心里一陣悲凉。

  大约山羊去世前两三个月,突然接到他病危的消息,我和老蒋急忙赶到医院,见他可以吃东西,还能坐起来说话,很后悔因信息不准没给他带些吃的用的。一番寻摸,老蒋从包里翻出某杂志社寄给老余的稿费,我则从口袋里找出单位刚发的月奖。山羊死活不肯接受,我便从领口塞进他的内衣。他竟大哭起来。与山羊诀别的这一幕真叫刻骨铭心,快20年了,至今清晰如昨。(劳木)

责编:翟亚菲
分享:

版权作品,未经环球网Huanqiu.com书面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