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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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哪个更迫切?

    编者按:中国改革的呼声日高,讨论也愈加深入。那么,改革下一步该怎么走?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邱运华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认为,“政治要改革,但社会建设更迫切”。他分析了历史上英国、俄国的历史,指出,英国在18、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也产生了很多社会危机,但它以社会改革成功地解决了危机,法国、美国、德国等欧美国家都是这么做的,而且都很成功。但是,俄国则“忽略社会建设导致政治体制改革失败”,强大的苏联也随之解体。
    因此,邱运华在文中指出,中国的下一步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缓行,也不宜单纯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而应该旗帜鲜明提出积极推进社会建设改革,把建设具有公民理念的福利法治化社会作为社会建设的目标。邱运华认为,社会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过渡环节,不可缺少。而眼下,应该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催熟社会建设,为政治改革提供前提,指出方向。
    对于邱运华的观点,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学者的身份对该文提出质疑和反对”。他首先认为,邱运华对英国、俄国的历史分析是错误的。英国“先社会建设,再政治改革”的说法是“在系统地歪曲历史”,事实上,是英国人把“打仗行,搞福利国家就不行了”的丘吉尔选下去,在政治上选上合适的人选,才得以进行了社会建设。而俄国的失败,其实也恰恰是因为“政治改革太滞后”。
    因此,王占阳指出,“只有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推进其他改革”。他说,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必须三位一体,但政治体制改革应为核心。他还明确地指出,“那种先进行经济制度改革,再进行社会建设,最后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是极度危险和错误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约还需要三四十年才能完成,其中未来10年极其关键。如果在这10年中,通过有力改革扭转官场腐败、分配不公等危险趋势,中国前途将更加光明;反之,如果在未来10年内,仍没有足够力度的政治体制改革,致使各种腐败、分配不公有时间、有机会、有体制支持地继续恶化下去,中国就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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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运华:政治要改革,但社会建设更迫切

  作者:邱运华 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助理,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改革的下一个步骤怎么走?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烈、紧张地凸现在国人面前。笔者的观点是,经济改革深入进行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凸显,社会建设使命凸显,而不是随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英国:及时的社会建设避免了一场革命


  回望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有序性”是重要的思想资源。自从19-20世纪之交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第一次爆发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修补本国弊病的努力,远较它的竞争对手来得上心。而这种修补特别体现在社会建设方面,值得中国参照。归纳起来,西方国家在20世纪的发展,主要见功于三个方面:生产力水平提升、社会管理健全、政治民主化水平提高。以往,中国学者考察西方国家时,一般把注意力放在生产力或民主政治方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就与不断引进西方产业的先进技术密切相关。但同时中国对西方的社会建设有所忽略,这是十分遗憾的。


  以英国社会建设为例,英国18世纪进行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造就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产业工人群体。当时英国的国际地位因拿破仑的战败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国内却陷入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工商业已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涌入城市的工人不断增加,但议会两院仍由极其保守的世袭贵族、主教和土地贵族把持。被拿破仑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欧洲大陆对英国工业所能提供的出口市场十分有限,因而英国失业人口猛增,工资下降。而土地所有者却实行谷物的关税制,抑制廉价粮食进口,这进一步加深了民众苦难。恩格斯曾经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里对英国作出预言:随着小资产阶级不断分解,无产阶级队伍会越来越大;随着财富分配不均现象越来越显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革命必将到来。


  然而,恩格斯的判断并没有成为事实,原因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对政治、经济、社会、司法制度实行积极的干预政策,进行一系列立法改革。首先进行了议会选举法改革,使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渐争得了选举权,慢慢取代土地贵族的优势地位。接下来逐渐改革了财富分配、税收制度,促进向社会底层低收入阶层倾斜的分配方针,以20世纪初英国政府颁布的一篮子福利法律为代表,逐步健全了全民共享的医疗、教育、文化、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最终形成了一个橄榄型中间部分的中产阶层。


  在英国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现代社会建设发挥出化解激烈社会冲突和矛盾的功能,成为稳定社会的软实力。这个步骤,在法国、美国、德国以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时间表是同步的。


  俄国:忽略社会建设导致政治体制改革失败


  与其相比较,倒是急切从政治体制上改革的国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例如俄国。从经济领域看,1861年启动废除农奴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生产,19世纪晚期,俄国已成为欧洲大陆生产总值最大的国家。随即俄国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1905年推翻封建罗曼诺夫王朝,实行君主立宪;1917年2月,推倒君主立宪,实行资产阶级及各党参加的议会制;1917年10月,十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俄罗斯政治革命三大步,依照列宁的说法,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国家财富增加了,但苏联政府仍然没有完成现代法治社会建设。国家巨额财富,反倒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官僚阶层、特权阶层,原因就是国家财富集中了,缺乏再生产、再分配到国民的法制,当然,最根本的是,公民同权的法治观念淡薄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缺乏,是社会建设空缺的表现。


  因此,当一个国家经济上强大以后,下一步改革的定位非常重要。英国和俄罗斯是选择的两个极端,一个选择了社会建设,一个选择了政治革命。直到1990年俄罗斯宣布放弃延续了70年的政治制度,回到社会建设的道路上来,其标志就是2012年,俄罗斯总统候选人、总理普京发表题为《构建公正:俄罗斯的社会政策》的文章,提出将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一半以上,在俄罗斯恢复“工人贵族”,改变长期存在的工人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双低”现象。必须注意,竞选纲领与实际作为有相当大距离,但普京的这篇文章至少表达了一种现代社会建设的思路。


  中国:下一步应以行政改革推动社会建设


  中国深化改革的决心十分坚定,但是,很明显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积极推进政治改革的声音,一种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声音。我个人认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缓行,也不宜单纯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而应该旗帜鲜明提出积极推进社会建设改革,把建设具有公民理念的福利法治化社会作为社会建设的目标。


  为什么不宜继续提经济体制改革的观点?它的致命弱点是混淆了社会建设不同领域的职责,形成纯粹经济管理的社会权力模式;所谓GDP为核心的政府考量标准,就是一个例证。把原属于社会建设的内容表述为经济体制建设,模糊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公平。经济建设无法公平,而社会建设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公平。


  为什么不可提“即刻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既然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姑且仍沿用这两个术语)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社会建设层面,那么我们改革就不应该贸然跨越它、漠视它。从经济体制改革直接进入政治体制改革不符合改革渐进的原则,也与时下民心不符。改革宜以渐进思维设计,变革命性思维为改良性思维,规避对整个社会产生剧烈震荡的突变性选择。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凡追求一劳永逸的彻底性改革,都一再失败。改革只有渐进性,没有彻底性,更没有一次性彻底的改革。


  事实上,唯有行政体制改革顺利推行,社会建设才可能成熟,进行政治改革的时机才会瓜熟蒂落,也才能够为政治改革指出正确方向。▲(作者是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助理、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王占阳:政治改革为何比社会建设更迫切

  作者: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先搞社会建设,再搞政治体制改革”是谬论


  《环球时报》4月19日刊登邱运华教授文章《政治要改革,但社会建设更迫切》(以下简称“邱文”)。笔者想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学者的身份对该文提出质疑和反对。


  首先,“邱文”称19—20世纪的英国史是“先社会建设,再政治改革”的成功典型,这种说法是在系统地歪曲历史。事实上,英国建立完整社保体系是二战结束后,工党上台,实行战时承诺的贝弗里奇计划,建立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这才成为西方第一个福利国家,对其他西方国家产生巨大影响。邱吉尔是英国公认的战时英雄,但战后第一次大选就落败了。因为英国选民认为,邱吉尔打仗行,搞福利国家就不行了。这种民主推动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的历史事例非常多,比比皆是。它实际体现了一种历史规律,即社会事业主要关乎公众利益,公众利益只有通过公众参与才能获得应有的实现和保障,而公众参与的制度就是民主制度。所以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是先进行民主改革而后才又走上社会改革之路,因而也都是先有民主制度而后才有橄榄型社会;所谓先有中产阶级占多数后才有民主制度,纯属无稽之谈。


  其次,“邱文”还认为,英国和俄罗斯是“两个极端,一个选择了社会建设,一个选择了政治革命”,并将苏联崩溃原因归结于“急切从政治体制上改革”。邱先生还认为,1990年后,俄罗斯“回到社会建设的道路上来”,才有了今天的复苏。


  这种说法也没有任何根据。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的二月革命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目标同样是发展低度民主,这恰恰是英美法等国同类变革在俄罗斯的延续,并未背离世界范围的先政治变革、后社会改革的一般路径。至于后来出现“邱文”所述“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官僚阶层、特权阶层”的现象,根本原因也不是所谓政治改革太超前,反倒是政治改革太滞后如邓小平所说,苏联的政治体制不成功。它不仅导致僵化和官僚主义,而且更使得财富分配向权贵倾斜,致使国家最终崩溃。1990年的政治剧变和随后兴起的社会建设,恰恰是只有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推进其他改革的一个新标本。


  把“政治改革”假定为剧烈革命是种欺骗


  邓小平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所有的改革都搞不成。那种先进行经济制度改革,再进行社会建设,最后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是极度危险和错误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只搞所谓社会建设,实际就是要在现有基本利益格局不变、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不受触动的前提下给老百姓分一标羹,这在实质上就是伪善和欺骗!


  邓小平自始就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搞大跃进,而应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又有阶段性重要推进的民主化进程。“邱文”却将其说成“对整个社会产生剧烈震荡的突变性选择”,进而加以否定,这在实质上是一种借口。


  为什么政治改革更加紧迫?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约还需要三四十年才能完成,其中未来10年极其关键。如果在这10年中,通过有力改革扭转官场腐败、分配不公等危险趋势,中国前途将更加光明;反之,如果在未来10年内,仍没有足够力度的政治体制改革,致使各种腐败、分配不公有时间、有机会、有体制支持地继续恶化下去,中国就会出问题。正因为政治体制改革难度大,又紧迫,所以才应尽早启动,以使改革得以较从容地获得有序展开。


  首先,政治改革是分配制度改革的保障。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讲公平分配,但基尼系数却在不断上升,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为什么?问题的关键在于缺少强有力的公共参与。大部分财富集中在缺少足够约束的权力和资本手中。在这种情况下,财富自然会向权力和资本倾斜,公众利益也因此受到严重伤害。


  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分配改革还有某些推进空间,但这个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使利益越来越向少数人倾斜。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是分配公平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分配制度不能再关起门来搞,而要有强有力的公众参与,否则它是不会成功的。


  其次,政治制度改革是解决腐败问题的主要途径。腐败蔓延的根本原因就是权力不受制约,所以惟有进行有力的政治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治理腐败无疑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因为它已显而易见地威胁到国家长治久安。


  执政者需要明白的是,如果只给老百姓分点蛋糕,而不同时着力反腐败,老百姓就会看到,虽然自己也得到了点,但官员们贪腐得更多,他们利益更大,这就会使老百姓心里更加不平衡,使他们根本不领情,使众怒无法平息,而且还将继续熊熊燃烧。


  第三,政治制度改革是扩大内需的关键环节。能否扩大内需是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命运的最大关键,扩大内需又取决于分配制度改革,分配改革则又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抓紧进行政治改革,中国将在未来10年爆发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和财政危机。


  第四,政治制度改革是满足人民民主需要的基本途径。随着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自由民主已经日益成为不同于民生需要的独立政治需要。现在这种要求主要还是体现在互联网上,在现实生活中还没有太多的实际表现,但这趋势无可逆转。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满足人民的民主需要,已是我国必须实现的政治进步,也已是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方面。


  从总体上看,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必须三位一体,其中政治体制改革尤应为核心。无论是长期只搞社会建设,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是长期只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搞社会建设,都会使中国走向崩溃。▲(作者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